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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南部非洲国家的决策者提出建议来改善杀虫剂使用并减少它们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风险。

Athar Osama表示，南南研究协作可以成为促进科学能力建设和实现共同目标的强有力策略。但是不应该对此不加批判地接受。

本文勾勒了一系列财政和非财政的工具，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利用它们来促进生产型企业技术创生的工作。

发展中国家如何构建本国的科技和创新政策来促进它们的发展？本篇政策综述提供了一份对相关问题的指南。

一旦临床试验结束后，参与者应该期待什么程度的医护水平呢？理查德·阿什克罗夫特探讨了有关临床试验发起人和研究者责任的各种伦理辩争。

过敏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对转基因食品的忧虑。这些忧虑具有重要的内涵。米尔斯试图透视这些忧虑。

两份国际条约最近改变了有关转基因生物国际规范的运动场。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它们如何发挥作用？这种作用能多有效？

发展中国家在转基因作物的贸易和使用过程中，能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真正权限呢？

休·埃克斯坦（Sue Eckstein）评论了在发展中国家研究伦理能力建设的各种举措。它们包括受到资助的有学位的教育项目、精心裁制的课程和各种一次性会议。

詹姆斯·拉弗里（James Lavery）介绍了管理以人体为对象的国际研究的有关问题，描述了目前使用的不同的方法，并强调了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

伦理委员会是确保临床研究符合伦理标准的主要方式。但是，如Zulfiqar A. Bhutta在本文中所探讨的，这种委员会的工作在发展中国家受到了严重的束缚。

过去十年，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保护本土知识的全国性立法得到了发展和应用。Manuel Ruiz鉴别和分析了那些广为人知的法规和政策带来的相关问题。

近年来，人们对传统知识商业化开发的兴趣与日俱增。但是也有人担忧究竟谁会从这种开发中获益。阿里约·莎玛描写了这个问题如何在全球层次上展开，从而把相关争论放到更大的背景中来讨论。

政策分析家斯塔·伯吉尔勾勒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进展，并讨论了这一条约已经取得的相对成功，以及它不得不经历的种种困难。

汉娜·瑞德，巴拉克里希纳·皮苏帕蒂和海伦·鲍奇探讨了在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无法解脱的关系，并且解释了为何需要一种把两者综合在一起的政策方法。

在最近一段时间，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相处得并不和谐。Barbara Gemmill 和 Ana Milena Varela描绘了农业和生物多样性双方的未来如何与对方密不可分。

一些环境研究者认为，物种丰富的生态系统比那些物种缺乏的生态系统运转更好。另一些人则不同意这一观点。Shahid Naeem 评估了这些讨论。

Saleemul Huq 和 Richard J.T. Klein解释了为何适应气候变化对于扶贫工作来讲是必要的和急迫的工作。他们也介绍了在国家和全球层面是如何对付这个问题的。

布赖恩·格林武德（Brian Greenwood）和威廉·豪斯多夫（William P. Hausdorff）讨论了临床试验结束后在有争议的领域发生的问题，特别是研究者和试验发起人伦理有多大程度的责任这一问题，以及如何实现这些责任的方法。

本政策综述探讨了研究伦理中最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即应该提供给临床试验参与者的治疗和其它医学干涉措施的程度，它们通常被称作医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