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光表示，科学素养的低水平必须通过改善中国科学媒体并鼓励科学家参与之中来解决。

Athar Osama表示，埃及雄心勃勃的'沙漠发展走廊'计划将提供一个科学社会价值的具体例子。

Linda Nordling表示，非洲联盟新的研究和创新调查是一笔数据的财富，并且应当被更好的加以报道。

C. Fioravanti与L. Velho.表示，科学家和他的发现不应当是科学记者们强调的唯一因素。

耶鲁论坛询问了过去一年的气候变化争论中科学家和媒体是否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

Asefaw Getachew说，报道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健康是一个真正的挑战——需要筛选你的新闻来源并找到可靠的专家。

《印度教徒报》的一位前任编辑Kalpana Sharma认为，在报道甲型H1N1流感的过程中，印度的媒体已经失去了洞察力。

《自然》的一篇社论说，科学新闻在审查科学和吸引媒体方面具有重要的角色。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主席R. K. Pachauri呼吁记者们在报道气候变化的时候关注采取行动的科学理由。

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Cristine Russell说，发展中国家的科学记者可以帮助把科学新闻带给全球公众。

Nadia El-Awady说，埃及在甲型H1N1流感上的混乱完全是由媒体和政治家造成的。

李泰格说，在近期"呼吸税"报道失实事件发生后，中国媒体必须更好地报道气候变化。

Son Kim Phan说，其他国家能够从越南在传播科学与风险上的进步中学习很多。

Nalaka Gunawardene认为，有关气候变化的电影和电视应该在首播后免费下载。

James Fahn表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报道有所下降，这是由于记者的经验不足而编辑们缺乏兴趣。

李大光认为，科学家而不是政府应该领导起解释现代技术的利益和风险的工作。

《柳叶刀》杂志的一篇社论指出，联合国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破坏了规矩，为了自己的目的鲁莽地使用数据。

Talli Nauman认为环境记者必须比简单的信息提供者更进一步，从而提供对发展问题更好的报道。

中国媒体对科学的报道在下降，但是贾鹤鹏认为，科学家、新闻官员和新闻记者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现状。

黄诗厚（Alice Shih-hou Huang）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青年科学家需要更广泛的训练，并要鼓励他们探索新的事业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