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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自然》的文章表达了对巴基斯坦高等教育改革成功的复杂之情。

Athar Osama和同事们说，在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后，巴基斯坦能否成功地建立一种科研文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南非科学杂志》的一篇社论说，南非新的科学部长将提升科学对发展的促进作用。

Linda Nordling对马达加斯加持续的政治骚乱对这个岛国的科学家们的长远影响提出了疑问。

Berit Olsson说，捐助者在资助个人研究的同时也应该资助需要改善科研环境的机构。

Science Initiative Group执行主任Arlen Hastings说，非洲各国政府必须向科学训练投资——但是它们不必独行。

Arnoldo Ventura说，如果要促进发展，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需要创新基础设施。

Lemuel V. Cacho说，当资助者把重点放在市场驱动的和应用性质的科学上的时候，它们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

Phuong Nga Nguyen说，产生收益的短期研究可能侵蚀大学的能力——也就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

Ellen Hazelkorn说，我们对于顶级排名大学的痴迷正在让我们拒绝一个“世界级”的全球高等教育体系。

Anant Kamath说，印度应当激励科技专业的毕业生在行业内发展，而不是建立新的机构。

Linda Nordling提出了疑问：非洲需要更好的大学，但建立一所泛非洲的大学就是必由之路吗？

Damtew Teferra认为，与非洲科研机构进行的合作必须做到公平、公正、有意义。

《自然》杂志的一篇社论指出，在两位中国资深科学家之间的争吵反映了在决策过程中需要更清晰的规范。

Tim Gore说，学术协作带来了知识，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其成功依赖于能建立互信的良好沟通。

Mammo Muchie指出，在非洲的大学中忽视科技正在伴随着科研工作没有专注于该大陆的实际需求。

Macharia Waruingi 和 Jean Njoroge指出，肯尼亚应该建立纳米技术课程从而在这场竞赛中领先。

哈佛大学教授Calestous Juma建议八国集团应在非洲提供经济快速的互联网访问设施——特别是在各种大学中。

Michael Cherry指出，南非给科学家排名的系统属于过去，但是管理者们不愿意做出改变。

第三世界科学院执行主任Mohamed Hassan说，发展中国家科学家应该尽量寻求在祖国工作——而他们的政府也应该帮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