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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南部非洲国家的决策者提出建议来改善杀虫剂使用并减少它们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风险。

Athar Osama表示，南南研究协作可以成为促进科学能力建设和实现共同目标的强有力策略。但是不应该对此不加批判地接受。

本文勾勒了一系列财政和非财政的工具，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利用它们来促进生产型企业技术创生的工作。

发展中国家如何构建本国的科技和创新政策来促进它们的发展？本篇政策综述提供了一份对相关问题的指南。

一旦临床试验结束后，参与者应该期待什么程度的医护水平呢？理查德·阿什克罗夫特探讨了有关临床试验发起人和研究者责任的各种伦理辩争。

休·埃克斯坦（Sue Eckstein）评论了在发展中国家研究伦理能力建设的各种举措。它们包括受到资助的有学位的教育项目、精心裁制的课程和各种一次性会议。

詹姆斯·拉弗里（James Lavery）介绍了管理以人体为对象的国际研究的有关问题，描述了目前使用的不同的方法，并强调了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

伦理委员会是确保临床研究符合伦理标准的主要方式。但是，如Zulfiqar A. Bhutta在本文中所探讨的，这种委员会的工作在发展中国家受到了严重的束缚。

布赖恩·格林武德（Brian Greenwood）和威廉·豪斯多夫（William P. Hausdorff）讨论了临床试验结束后在有争议的领域发生的问题，特别是研究者和试验发起人伦理有多大程度的责任这一问题，以及如何实现这些责任的方法。

本政策综述探讨了研究伦理中最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即应该提供给临床试验参与者的治疗和其它医学干涉措施的程度，它们通常被称作医护标准。

“生物勘测”招来了数量不断增长的批评者，他们抱怨说，从事这种研究的公司经常没有充分补偿传统知识的持有者，通过这种方式开发的产品的专利实际上是一种盗版行为。

目前有关知识产权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 — 特别是在其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方面 — 就是立法保护知识产权可能会对食物安全有很大影响。

知识产权经常被看作首先是一种经济和法律事务，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争论说，其中也包含着广泛的人权视角。

专利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制药业的核心特点。但是在近年来，药品专利权和公众获取基本药品之间的矛盾引发了激烈争论，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