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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 Nordling问道，在2006年承诺将1%的GDP投入到科学上之后，非洲是在迎头赶上、落在后面还是进行投资？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Rajendra K. Pachauri说，印度应当使本国的气候变化方案成为哥本哈根谈判达成的全球气候应对方案的一部分。

三篇《自然》的文章表达了对巴基斯坦高等教育改革成功的复杂之情。

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所长Hartmann说，CGIAR进行的改革将使有关研究的决策偏离实际。

Linda Nordling说，面临着证明其价值的援助机构应当抓住机会，让其投入变得更负责任。

Athar Osama和同事们说，在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后，巴基斯坦能否成功地建立一种科研文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Thomas R. Pickering说，美国应当增加对食品、健康和水的资助。

随着非洲各国科技部长准备在布隆迪开会，Linda Nordling就建立一个泛非洲科学基金的想法的进展情况提出了问题。

张中祥说，如果要让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从清洁发展机制中获益，气候谈判必须促进能力建设，而不是强制性规定减排额度。

Berit Olsson说，捐助者在资助个人研究的同时也应该资助需要改善科研环境的机构。

Science Initiative Group执行主任Arlen Hastings说，非洲各国政府必须向科学训练投资——但是它们不必独行。

Araya Asfaw说，为了让非洲更有效地适应气候变化，游戏的规则必须在哥本哈根得到改变。

Jeffrey Sachs说，发达国家必须兑现对非洲的财政承诺，而每个人都能从这其中获益。

Linda Nordling警告说，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很快将使得获得外部资助比以前要难得多。

Linda Nordling表示，已经有一些宏大的把非洲科学带入市场的计划在准备之中，但是为何还要等整个非洲大陆的科学解决方案呢？

哈萨克斯坦总统寻求把科技置于发展的核心，但是Glenn E. Schweitzer指出，他的工作受阻于官僚机构。

Tim Gore说，学术协作带来了知识，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其成功依赖于能建立互信的良好沟通。

《自然》杂志的一篇社论指出，尽管目前经济形势欠佳，发展中国家科学与创新继续增长。

希望对付疟疾的资助机构和捐助者必须在基础研究上更加投入。

Doruk Ozgediz 和Robert Riviello指出，应该开发出更多资源来简单地治疗外科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