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spin Maslog表示，养活东南亚洲迅速增长的人口需要第二次绿色革命。

Zakri Abdul Hamid表示，迫切需要拟议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组织能给贫困国家在绿色政策方面一个强有力的声音。

Jason Clay表示，我们需要有组合的战略来迎合世界对粮食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不破坏生物多样性。

Marc Davis与同事认为，区分本地和非本地物种将"适得其反"——我们必须关注功能。

Achim Steiner表示，我们需要"新的农业"和"新的自然保护"来养活世界人口并保护生态系统。

Charles Perrings和同事认为，政府间的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平台必须确保科学在政策方面优先考虑。

Suneetha Subramanian和Govindan Parayil表示，各国必须将冷嘲热讽和分歧放置一边，让名古屋议定书取得成功。

印度的科学家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应考虑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国有化种质资源的建议。

Lucía Atehortúa表示，在传统粮食生产遭受气候变化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将农业转变为细胞培养。

Dilys Roe表示，保护生物多样性可以消除贫困，但决策者需要让穷人能更多地掌握的资源。

蒋高明、窦观一和陈伯森表示，中国必须保护海岸线以恢复生物多样性，并增加二氧化碳的吸收。

利用生物技术防控害虫尽管取得了数以千计的成功，然而下周将要达成的生物剽窃制度或将对其构成威胁。

《自然》的社论说，建立一个全球独立委员会能够加强有关生物多样性变化的科学能力，并提高公众意识。

牲畜专家Carlos Seré说，为了确保世界未来的食品供应，需要建立基因银行。

Achim Steiner说，开展国际合作、建立更好的预警系统对于解决外来物种入侵是关键的。

Joyce Tait 和Banji Oyelaran-Oyeyinka说，新的生物燃料提供了一种可持续能源，但我们必须考虑其伦理和社会意义。

Linda Nordling说，为了实现新的生物多样性目标，非洲国家必须消除科学鸿沟，并将其目标与气候协定融为一体。

Robert J. Smith和同事们说，如果捐资者和科学家要对自然保护产生影响，地方组织应当帮助设定生物多样性的议程。

Harold Mooney和Georgina Mace说，建立一种有效的科学—政策联接对于战胜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