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能够帮助推进促进农业实践的政策，这将减少排放并提高产量。

城市规划者们能够找到利用现有证据的方法，并处理设计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

Rio+20会议对于致力于利用科学证据和良好治理来改善水资源管理来说是一次机会。

在不断变化的粮食市场中，科学家们可以帮助小农场主在他们的农作物中收获的更多。

在干旱地区种植树木将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而政策必须促进种树控制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

营养介入可以改善健康、拯救生命并促进经济发展，但这一工作必须在婴儿的2岁前完成。

Athar Osama表示，南南研究协作可以成为促进科学能力建设和实现共同目标的强有力策略。但是不应该对此不加批判地接受。

亚马逊的森林砍伐和强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让巴西成为全球气候变化讨论中一个独特的参与者。

本文勾勒了一系列财政和非财政的工具，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利用它们来促进生产型企业技术创生的工作。

发展中国家如何构建本国的科技和创新政策来促进它们的发展？本篇政策综述提供了一份对相关问题的指南。

一旦临床试验结束后，参与者应该期待什么程度的医护水平呢？理查德·阿什克罗夫特探讨了有关临床试验发起人和研究者责任的各种伦理辩争。

过敏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对转基因食品的忧虑。这些忧虑具有重要的内涵。米尔斯试图透视这些忧虑。

两份国际条约最近改变了有关转基因生物国际规范的运动场。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它们如何发挥作用？这种作用能多有效？

发展中国家在转基因作物的贸易和使用过程中，能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真正权限呢？

休·埃克斯坦（Sue Eckstein）评论了在发展中国家研究伦理能力建设的各种举措。它们包括受到资助的有学位的教育项目、精心裁制的课程和各种一次性会议。

詹姆斯·拉弗里（James Lavery）介绍了管理以人体为对象的国际研究的有关问题，描述了目前使用的不同的方法，并强调了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些挑战。

伦理委员会是确保临床研究符合伦理标准的主要方式。但是，如Zulfiqar A. Bhutta在本文中所探讨的，这种委员会的工作在发展中国家受到了严重的束缚。

过去十年，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保护本土知识的全国性立法得到了发展和应用。Manuel Ruiz鉴别和分析了那些广为人知的法规和政策带来的相关问题。

近年来，人们对传统知识商业化开发的兴趣与日俱增。但是也有人担忧究竟谁会从这种开发中获益。阿里约·莎玛描写了这个问题如何在全球层次上展开，从而把相关争论放到更大的背景中来讨论。

政策分析家斯塔·伯吉尔勾勒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进展，并讨论了这一条约已经取得的相对成功，以及它不得不经历的种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