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har Osama警告道，一些穆斯林国家为在研究领域迅速进步而投入强有力的财政奖励，但这可能适得其反。

Alok Dhawan与Vyom Sharma表示，发展中国家追逐纳米技术时需要管理措施和对当地风险模式进行研究。

遗传学家Vanessa M. Hayes表示，科学家们必须与土著社区组织合作，以重建互信并确保共享成果。

Andy Stirling认为，当前将科学建议置于复杂性之外的实践被误读了，这招致了自大和错误。

《自然》的一篇社论呼吁全球学术界支持对伊朗据称发生的科学剽窃行为进行调查。

《自然》杂志的一篇社论说，各国应该用一组标准衡量各自科研基础的诚信。

Athula Sumathipala说，灾害研究能够帮助未来的干预行动，但是迫切性不应该成为剥削幸存者的借口。

N. Raghuram撰文写道，为了获得国际信任，印度科学界必须采取行动对付科学不端行为。

T. J. Tucker和M. W. Makgoba认为，公私协作组织没有让非洲科研人员平等地参与其中。

乔恩·科恩（Jon Cohen）认为，对于制药公司的极端不信任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有关临床研究的合理的伦理问题上转移开来。

罗伯特·戈兰特（Robert Grant）及其同事认为，尽管很有前景的艾滋病预防性药物在临床试验中备受争议，我们仍然必须鼓励这种研究，而不是阻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