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记者必须帮助来排除有误导的科学论断，但是不应该对文化和科学的局限性不敏感。

世界已经很接近消灭脊髓灰质炎了，然而各国——包括知情的媒体报道——需要保持警惕来实现这一目标。

把重点放在消灭而非仅仅控制疟疾需要采取的措施上，能够扩大并激励对卫生研究议程的支持。

再次推迟销毁天花病毒库存的决定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担心。

必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它们应对不断增长的假药贸易所需的全部科学、技术和法律帮助。

促进卫生的纳米技术不应该遭遇到与转基因生物同样的命运——应该尽早监测和管理潜在的卫生和环境风险。

兑现"科学促进发展"的承诺将帮助奥巴马政府重新获得发展中国家的信任。

把现代和传统医学整合起来需要打破不利于穷人的法律和管理障碍。

科学可以帮助设计应对营养不良的策略。挑战在于把这一知识转化成行动。

气候变化与虫媒疾病的复杂联系需要坚实的研究——而不需要让人们分散了对其它关键因素注意力的危言耸听。

全球暴发一场严重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可能性在降低。这部分要归功于知情的报道。

在柏林举行的一场会议让不平等的卫生研究伙伴关系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这一框架会启动进展还是搁置不前？

媒体能有助于我们对付疾病的全球工作，它既是监督不良行为的公器，也是成功研究的鼓吹者。

政府和捐助方必须找到应对非传染病疾病增加的方法，这可能意味着需要重新评估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优先事项。

非洲国家的部长们承诺过采取系列行动在本国促进卫生研究。现在他们必须履行这些承诺。

Hajo Grundmann指出，需要建立一套国际监测系统来遏制不断上升的抗生素耐药性。

发展中国家需要经济稳定性和社会的包容性来发展，但是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两者在肯尼亚和巴基斯坦都处于危险中。

中国的记者与世界其它地方的同行一样，在报道科技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监督学术不端行为的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不仅应该注意到个人的行为，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科学运转的方式。

韩国主要的干细胞科学家黄禹锡的下台，更多地表现了现代研究者面临的压力，而不是研究所涉及的伦理本身。但是这两者还是有紧密地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