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har Osama认为，在伊斯兰世界构建一个知识社会需要结构性的变化——而非时尚与象征主义。

Tony Marjoram说，目前的创新模式忽略了小规模技术——各个机构必须确保它成为议程的一个关键部分。

Linda Nordling表示，斯坦陵布什大学筹款令人惊叹的成功成为非洲其他高校的榜样，然而领导是至关重要的。

重科学轻技术的科研文化影响着中国重大科技成果的诞生，工程师王华锋写道。

Gautam R. Desiraju表示，印度的科学研究萎靡不振——她的复兴取决于领导和文化方面的转变。

Iqbal Z. Quadir认为，西方的大学最适合为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提供创业培训。

Pervez Hoodbhoy表示，巴基斯坦大学需要拥有学术自由来走向卓越，而不是制造出虚假的研究论文。

John A. Akec表示，南苏丹的繁荣依赖于更多公立大学服务于更多的学生——并且专注于科技而非人文。

Giovanni Tapang表示，英语可以作为科学的语言，然而学生在用当地语言教授时可以学得更好并且贡献更多。

Athar Osama警告道，一些穆斯林国家为在研究领域迅速进步而投入强有力的财政奖励，但这可能适得其反。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Manuel M. Dayrit表示，各国正在用创新计划来培养和留住卫生专业人员——然而他们需要的是支持。

Johnson M. Ishengoma表示，南北伙伴关系主导着坦桑尼亚的大学基金，然而它未能建设能力。

M. Vijayan表示，印度科学充斥着官僚主义，需要跟得上自由化的需求。

王乃兴表示，中国强调用期刊杂志影响因子对科学工作的质量进行评估的方法正在伤害化学研究。

Austin Dacey认为，缺少了具备海外学术经验的人的支持，埃及的‘科学城’将无法建设一种科学文化。

Emily Ngubia Kuria说，如果能质疑社会规范，就会有更多的女孩学习自然科学——不存在天生的障碍。

南非科学部长Naledi Pandor说，鼓励南非的女性毕业生的政策如今已经起作用了。如今我们必须支持女科学家。

社会心理学家Tineke Willemsen说，辅导帮助女性积累科学职业经验，并且帮助科学最大限度地借助女性的力量。

Mary Ann Mason说，帮助消除关于育儿的污名的政策将有助于把男性和女性放在科学领域的平等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