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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协作的机遇与挑战

Athar Osama表示,南南研究协作可以成为促进科学能力建设和实现共同目标的强有力策略。但是不应该对此不加批判地接受。

今天,科学技术研究是一项国际事业。科学技术的全球化在很多方面领先于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最初它是一个学术和科学的网络——已经对通讯和协作起到了催化作用,可以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一起工作。

自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之间的科学协作,诸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之间的协作,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规模较小的协作(分别被称为北北协作和北南协作)日益普及。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协作只是到了最近才兴起。

这种协作的科学和经济重要性正在增长。南南研究协作可以促进那些对发达国家不太重视的问题的研究,而且可以为能力建设提供共同的机遇。它还可以培育各国之间的社会和经济联系,潜在地帮助它们加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但是无论在政治上多么具有吸引力,不应该不加批判地从事南南协作。没有一个正确的支持环境,就不太可能克服许多重大的障碍。而且它也可能不是解决特别的挑战的最佳方式。因此南南协作的建议需要加以仔细审视,然后才能积极地从事最佳的协作。

不断增长的国际趋势


我们知道国际协作可以改善科研质量及其影响。例如,英国科技创新国家办公室委托 Evidence Ltd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英国、美国和西欧之间的科学协作。它发现国际协作比这些国家的总体科学成果的增长速度更快。

这项研究还发现由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共同署名的科学论文比来自单一国家的论文的被引用频率更高(这是科学影响力的一个指标)。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也研究了国际协作的这种广泛的趋势。例如,它发现在1988年和2005年间,在所有同行评议的论文中,由美国科学家和至少一个国际作者联合撰写的论文从9%增长到了26%。

这种趋势的强度在各国各不相同。NSF的另一项研究估计,与来自巴西、中国和中国台湾省的科学家联合署名的论文的比例在1993年到2003年之间基本没有变化。但是与来自印度的科学家联合署名的论文比例从13%升至21%。一些国家可能更倾向于这类协作,或者它们的科研系统更有能力从协作中获益。

协作加强


自从2000年以来,南南研究协作已经加强,而各国开始感到需要正式的制度能力和一个合理的框架。

这个趋势看上去有好几个原因。

第一,推动其他几种协作的力量——诸如互联网、通讯技术和旅行变得容易——也让南南研究协作变得更加容易。

第二,在发展中国家正在出现科学等级体系,它创造了领导者和跟随者的阶层,通过科学合作,这让其中一些国家“给予”,而另外一些国家“收获”成为可能。

第三,某些发展中国家不断改善的经济环境已经带来了更大的科学支出,这本身为更大的协作创造了机会和推动力。

最后,尽管全球化已经让世界的大部分开放,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却正在封闭起来,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反移民情绪和后911时代的安全挑战。这已经让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注意力从发达国家转向了发展中国家。

制度支持


几个国际科学组织,诸如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第三世界科学、技术和创新联盟(以前是第三世界科学网络组织)、非洲联盟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的科学技术常务委员会已经开始通过一系列的声明、宣言、政策干预和项目来促进南南研究协作。

此外,双边援助机构和私人基金会正在鼓励南南研究合作。这些包括DANIDA (丹麦), KPFE (瑞士)以及大众基金会(Volkswagen Foundation,德国)。

这些努力促进并改善了早先的国际项目的发展重点。这些项目包括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建立于1971年,包括15个彼此有联系的研究中心)以及伊比利亚—美洲科学技术促进发展项目(CYTED,建立于1984年,曾经有来自21个国家的1万多名科学家参与)。

经济状况类似的发展中国家也正在越来越多地建立双边和多边协作,诸如巴西—中国农业协作和印度—巴西—南非协作。

许多这样的安排源于政治,既受到了政治领导人的议程驱策,也受到了科学界需求的推动。然而,它们可能成为南南研究协作的重要资助来源,产生科学、技术以及政治的利益。

具体的利益


北北和北南研究协作有许多公认的利益。相比之下,南南研究协作的价值仍然有很大的争议。它的倡导者通常提出三个主要的论据:

  • 南南协作让各国在共同的问题上进行合作,诸如热带病、农业需求或者气候变化的威胁;
  • 它会拓展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科学家的机会;
  • 合作国家可以相互帮助发展它们的本土能力,从而研发、管理和使用科学技术以解决它们的需求。


在实践中,这些理由并不必然同样有效。各国支持南南研究协作可能出于不同的理由。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为这类安排提出一个坚实的、基于证据的原因,我们就需要理解这些理由以及它们是否正确。

第一个论据是最强有力的。某些科学问题——特别是那些社会和地理环境相似的问题——可以从拥有类似的社会经济环境和科学地位的国家之间的协作中受益。例子包括联合开发疟疾疫苗或者低成本的艾滋病疗法、解决与水传播疾病相关或者与特定气候区域相关的问题。

无论第二条论据本身多么正确,它可能不足以确保协作。无疑,南南协作可以为科学家的专业发展和增长开辟新的道路,这些科学家无法从事其他的国际科学合作,或许是因为资源有限,或者缺乏国际人际关系。

但是如果这类协作值得进行,所有参与方都必须获得具体的利益,作为确保成果丰硕的激励因素。

关于能力建设的论据的分量更重。与来自类似的经济社会和科学背景的科学家协作可以有助于让科研和特定国家的需求相适合。这些协作还能(在部门范围或者区域范围)产生科学家的“临界质量”,有足够的动力去解决挑战性的问题。

然而,副作用也可能存在。与拥有类似机构背景的科学家合作可能使合作的科学家失去学习国际最佳实践和专业规范的机会。

因此,当有人提出南南合作的时候,就需要进行仔细的评估,从而确保有用性、利益和可持续性的最大化。

实际和务实


考虑下面的一些问题可能为发展正确的(和有效的)南南研究合作提供一条实际而务实的道路:

    ­     - 有没有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的课题方法或者研究领域?

    ­     - 协作的主题应该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吗?或者是否应该有一个基础广泛的努力去促进南南协作?

    ­     - 协作的最佳层次是什么(例如,在国家之间、在研究机构之间还是在个人之间)?

        ­ - 如何(既为研究机构,也为个人)提供可以促进南南协作的激励?

        ­ - 什么样的障碍阻止了有效的南南协作?如何才能尽可能地克服它们?

    ­     - 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干预和计划从而促进南南研究协作?

­         - 国家之间有没有任何特别的制度安排,从而促进成功的可能性?在不同的科学部门之间,最佳的制度安排是否不同?

        - ­ 在促进和维持南南研究协作方面,资助有多重要?在资助只有北北协作和北南协作的几十分之一的情况下,协作能有效吗?

可能的障碍


很明显,随着南南研究协作的成熟,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值得反思。在一些例子中,无论协作多么具有吸引力,它可能并不合适。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大的障碍可能显著降低成功的机会。

南南研究协作面临的一个重大障碍就是资金的提供常常驱动着研究议程。但是科学技术的资助常常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在人民、政治领导层和科学界之间已经确立的(或者认识到的)社会契约基础之上决定的。

事实上,北南协作常常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协作伙伴提供发展援助的一个手段。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科学研究的财政支持即便不是完全缺乏,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因此这种协作的模式很脆弱。但是,南南协作中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访问学者或者协作研究项目的费用可能比北南协作廉价很多。

然而,经验表明许多南南项目仍然极其缺乏资金,而且常常仅仅停留在政治口号上。

组织和激励


促成正确的机构结合让南南协作正常运作,这也很重要。例如,这可能是如下情况:

  • 一个中心辐射型的安排(就是一个“核心”国家与几个更小的国家进行合作);
  • 一个大伙伴-小伙伴类型的安排(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协作);
  • 一个平等参与类型的安排(两个或多个情况相同的国家进行协作) ;
  • 区域安排;或者
  • 分散的安排。



这些安排的每一种本身都面临挑战和局限。设法促进现有的区域集团——诸如亚太经合组织论坛或者南亚区域合作协会——之间的协作的经验凸显了找到互补、让战略与利益相协调,以及支持适当的制度结构的重要性。

与任何类型的科学合作相同,南南研究合作的一个同样重要的维度就是科学家个体的动机和激励。对科学家个人的期待与他们得到的回报(金钱的回报、专业的回报和制度上的回报)相脱节,可能破坏有效的协作。

例如,发展中国家科学家参与北南合作的一个主要动机是有机会与来自发达国家的同事一起工作。他们可以获得知识、学习国际最佳实践并增加他们在高水平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机会。

和拥有同样的国际地位的其他科学家一起工作可能不会产生这样的动机。

因此,重要的是理解什么驱使着人们去合作,并发展那些可以让总体目标和个人激励和动机相协调的手段。

结论


南南研究协作是一个新的和新兴的领域。这是一个需要得到全球科学界和决策者鼓励和促进的趋势。为这类项目确立政治意愿和财政支持是一个优先任务,而设计这类计划需要仔细思考和反思。

但是最能证明它们的真正成功的是在最初的热情阶段(也常常是能确保资助的阶段)过后的持续协作,这种持续协作能提供高质量和具有高影响力的研究,解决发展中国家挑战性的科学问题。

这样的成功故事或许只有建立在大量实验产生的经验的基础上。

让南南研究协作获得成功,这是发展中国家科学界面临的最大的组织和政治挑战之一。

Athar Osama在美国加州圣莫尼卡的帕蒂兰德研究生院获得了科学和创新政策博士学位。他是英国ANGLE plc公司的高级顾问。他还是Muslim-Science.com网站的创立者, 您可以通过editor@muslim-science.com向他提出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