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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结核病患者:防范胜于治疗

杰罗姆·辛格(Jerome Singh)认为,我们需要隔离广泛耐药结核病患者,从而防止一场全球结核病大流行。

2006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的一个小镇Tugela Ferry爆发了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广泛耐药性结核病(XDR-TB)。53个人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从收集他们的痰液开始,这些病人的平均存活期只有16天。

从那以后,(南非)全国关于广泛耐药性结核病的监测已经得到加强,有400多人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攀升。

尽管危机不断加大,南非官员还是不太愿意考虑对患者强行隔离,认为这样的措施会遭致骂名,并使得广泛耐药性结核病不为人知地传播。

这样的(不隔离的)政策在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并非明智,它会阻碍人们对广泛耐药性结核病的防范,这样会使这种疾病变成区域性、甚至是全球性的流行病。

事关资源的问题?

但是,如果要强制隔离病人,就会带来无可避免的后勤和财务方面的负担,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费力应对这些重负。南非的卫生系统与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样,已经被艾滋病和相关的机会性感染压得不堪重负。

目前,没有足够的资源处置所有感染广泛耐药性结核病的人。这意味着许多患有广泛耐药性结核病的人可能正在被作为门诊病人处理,或者进入普通医院,与其他感染其它种类结核菌的病人共用病房,这就让本来有可能治好的病人处于感染一种可能治不好的结核病的危险中。

撒哈拉以南非洲其它国家,诸如莱索托和马拉维,情况更糟糕,它们几乎没有应对广泛耐药性结核病的资源,这包括诊断疾病、监视疫情、病人追踪或者治疗的能力。

由于严重缺乏病床,在家中护理被作为治疗广泛耐药性结核病的一种有争议的选择。由于广泛耐药性结核病的特点是空气传播,并且对免疫系统受损于艾滋病病毒的患者者是致命的威胁,因此在家中护理不是最好的选择。

较好的办法是利用基于社区的隔离设施,这些设施可以让广泛耐药性结核病人得到治疗,而不会传染到社区中的其他成员。当然,建立和维护这些设施将耗费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在穷国行不通,也不可持续,除非这些国家得到国际社会的资助。

此外,被隔离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庭也应该获得财政的和社会的帮助,来应付隔离后的生活,一直到病人死亡。的确,这样的支持能够鼓励被感染的患者遵守隔离措施。

伦理角度

但是,即使基于社区的隔离措施能获得资助和后勤支持,它们也可能导致骂名和歧视。这样的战略必须辅以恰当的教育和保护机制,比如扩大社区活动(outreach)和社会支持计划、教育诊所,以及供应通用预防设施来防范广泛耐药性结核病感染,这些设施包括口罩和呼吸机等,并且要培训人们恰当使用这些设施。

限制广泛耐药性结核病的患者的行动权,也要处理伦理和人权方面的事务。在伦理上,病人被认为是有自我决定权。在法律上,病人也被国内法和国际法赋予了享有人权的权利,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CPR)这样的国际法。

但是这些权利不是绝对的。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认为,公共卫生可以被作为限制特定权利的理由,从而国家可以采取措施来处理对民众健康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条件下,隔绝广泛耐药性结核病患者,不论其是否是自愿地,都是合理的并且是可以站得住脚的措施,能保护更广泛群体的健康利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不应该仅仅由于人权的理由而被束缚住手脚。

迅速行动起来的必要

但是,它们必须尽快地和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

2007年5月30日,美国官员宣布,如果一名患有广泛耐药性结核病的公民搭乘了跨越大西洋的航班,那么这个人可能会让数十人感染广泛耐药性结核病。如果,如这个乘客所声明的那样,有关部门事先知道他的旅行计划,而且没有阻止他搭乘这架航班,并且其随后再次顺利搭乘航班回到美国,不论他的传染性是否如其所言很低,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重大过失(gross negligence)。

尽管那名患者自此被隔离了— 根据美国1963年以来发布的第一个此类联邦命令 — 这个事件仍然会让人们注意到,广泛耐药性结核病能够潜在地从个别地区迅速传播出去。它也表明,快速和限制性的隔离措施能够预防这类事故发生。

广泛耐药性结核病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已经影响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包括那些富裕国家的人们。

各国政府必须果断地和负责任地行动起来,用一种保密的和人道的方式实施隔离措施,在广泛耐药性结核病成为一场无法控制的大灾难之前对付这种疾病。预防总是胜过治疗。

杰罗姆·辛格(Jerome Singh)是南非艾滋病研究项目中新的伦理与卫生法部门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