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nging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together through news and analysis

创新体系:新瓶装旧酒?

最近有许多报道介绍什么是“创新体系”,它们通常认为创新体系是指为了保证科研结果能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程序和制度。然而,有关这一体制的讨论对于我来说却是索然无味,或者换另一种说法,就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以农业研究为例,事实上许多研究工作已经在“创新体系”的大旗下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只是这些工作没有完全被冠以创新的称号,也许它们的研究范围没有像“创新体系”所规定的那么宽泛。

不得不承认的是,越是贫困的国家创新体系起作用的可能性就越小,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实施“创新体制”时,没有条件融入一些个性化因素,而这些个性化因素恰恰是创新体制能否起作用的关键。

在贫穷国家的眼中,这种创新体制就像是一种发展计划,它可能会喧宾夺主,阻碍并动摇科学研究和发展的重要地位。这种趋势已经被SciDev.Net有关于这一问题的政策综述中的一些声明所肯定,声明中指出,“创新体系”之所以会有效果是因为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对研发活动的科技投入问题上转移开来”。(参见 创新体系的方法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一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创新体系”的概念可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补充视角。但是忽视发展中国家小规模研究的意义似乎是一种并不明智的选择,这种做法会带来很大的机会成本。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为证明有价值的创新体系的其它组成本分提供资金和支持。

当“创新体系”的支持者和其他人挖苦地把科技创新的过程比作是“过时的线性过程”时,“创新体系”动摇科研重要地位的趋势就被突显出来了。

“创新体系”支持者的这种说法似乎意味着科技创新一直以来就是沿着一条直线在发展,没有任何反馈性的循环发展。同时也贬低了科学长期以来对于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两种推论都是不合理的,尤其是对农业研究来说,但是在更一般性的领域也如此。

此外,这种理论经常被用来佐证在确定谁有优先发展权问题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特别是这种理论导致了两种观点的冲突,即自上而下的按科学家的意愿,还是自下而上的按农民的意愿来确定谁具有优先发展权。

事实上,这两种观点自身都有不足,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调和两种观点,同时引入其他观点。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应该在对未来发展做出规划的同时,从发展的过程中学习一些东西。两种观点的交流有利于社会和科学的发展。尽管确定优先发展权和政府资助项目的资源分配在某一程度上说是政治过程,这一分配并不是总能让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分配,但是这种分配是公平的。

最后,“创新体系”的方法似乎忽视了研究的“公共产品”层面,也就是研究项目在提供对于社会和科学都很重要而有用的公共产品方面的程度。(这些产品不因为使用而被耗尽,所有人都能获得)

许多现行的经济学理论都宣称真正的公共产品由于与私人部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已经变得“不纯”了,它们在实用性上也受到了限制。这并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这可能会为社会带来更多的产品和利益。当然这也并不一定就是真的。

由于公共产品存在于全球、地区、民族和地方等各个层面上,因此制定一种对于每一层面都十分恰当的分配优先权和资金的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例如,对于地方来说合适的程序就是考虑短期的实用性强的研究项目,但从全球层面上来看这可能是非常不合适的,从全球层面考虑需要更关注那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关注那些可以应用于许多国家的科学知识的产生。

把研究的外溢效果最大化,也就是让他们能更快地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这一点在整个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因此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和不同的部门所承担的工作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可能会有所差异。很难有一个过程可以适应各种情况。

公共产品的观点在科学界还没有普及。但是它自从1990年以来就已经得到了国际农业研究顾问团(CGIAR)的重视。在CGIAR科学委员会最近提出的如何确定优先发展权中,公共产品的观点得到了重申。其他的关心科学政策和研究,并把创新体系看作是该领域中决定因素的团体如果能更关注这一观点,那情况可能会更好一点。正如实施创新体系的过程需要广泛的对话,在计划、实施范围和平衡方面出现的问题也需要广泛的磋商。

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只是一味的认可,缺少批判性的分析和讨论。

本文作者是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环境和科学政策办公室的高级研究顾问和农业经济学家。以上评论纯属个人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