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nging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together through news and analysis

物种保护工作必须与当地知识相结合

尽管绝大多数全球性生物保护措施都是富有国家制定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生物多样性却主要体现在那些最贫穷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些植物和动物的真正保护者是那些千百万的贫穷的土著和地方群落。

这些在西方科学家眼里看来很重要的群落有些却不被人们所理解,甚至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举一个例子,西方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核心理念是只有那些稀有或者频临灭绝的物种才是保护的对象。我们认为这种狭隘的观点将会降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成效。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的团队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土著群落进行了紧密的合作,探究这些土著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程度。以巴拿马的安巴拉人(Emberá)为例,研究发现,当地人只给那些他们能使用上的植物命名,而对那些存在于他们周围的其它存在物种却视而不见。对喀麦隆的小矮人而言,他们只认为他们生活的丛林是需要保护的对象,但帕赫尔人(Peuhl)却视丛林为非友善地区。在马达加斯加,毁灭森林被视为进步的范例,只要那些人们认为神圣的区域未受影响。

优先权的界定

安巴拉人(Emberá)告诉我们,在他们看来,有45种植物和生物是“非常重要”的。以哺乳类动物为例,被认定为“非常重要”的都是那些可以捕获来食用或交易的动物,这些动物的副产品则被用于举行宗教仪式、治疗、和庆典。被视为最重要的动物物种都是可以食用的。对植物而言,可以用来作传统建筑的建筑材料的植物被视为比其它植物更重要。

但是,对安巴拉人(Emberá)来说,被认为重要的东西不一定就需要加以保护。在这方面,他们的观点与西方保护组织和科学家相左。以中部非洲最大的热带哺乳动物貘为例,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World Conservation Union)和联合国濒危物种国际交易公约(CITES)来说,貘应该被保护,因为它种群稀少生存受到了威胁。对安巴拉人来说,貘也很重要,属于被他们认定为最为重要的四种物种之一,因为貘被视为家畜,被用于游戏、仪式和药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巴拉人应该希望保护貘。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安巴拉村民告诉我们如果他看到一个貘穿过他的村落,他将杀死它,这样,他就可以吃貘的肉。安巴拉人相信神灵(他们称wandra)会保那些被捕获的动物,为它们开户去另外世界的大门。也就是说,捕杀貘不会导致貘陷入物种危机,因为有神灵在保护它们。换句话,对安巴拉人来说,物种重要并不意味着它就必然需要保护。有些他们认为重要的物种数量非常庞大,其它物种则或者已经变得稀少,或者已经在当地灭绝。正因为这样,安巴拉人对保护的认识与世界科学界有所不同。

尊重差异

这些发现向我们揭示了什么问题?首先,发现告诉我们,在寻求土著人更多的参与确定生物保护优先权的时候,设想他们与科学家持有同样的对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的认识是不切实际的。

这样,挑战就变成了如何把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结合起来,而不是用一个替代另一个,双方都需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决策程序。这就需要科学与土著知识坦诚地进行对话,承认各自价值体系的内在差异。如此,生物多样性管理体系就可以建立在既尊重这两种不同价值体系又利用各自优势的基础上。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在汇编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IUCU)和联合国濒危物种国际交易公约(CITES)的物种名单时需要纳入土著群落的优先保护物种。与安巴拉人合作的经验告诉我们,土著人对保护他们自己认为重要的物种有着更大的热情,而对于保护外界认为需优先保护的物种——如保护组织和科学家告诉他们的物种则不是很关切。不能成功地让这些土著居民参与物种保护不仅意味着对这些群落缺少尊重,也可能意味着保护工作的失败。

凯瑟琳·普托文(Catherine Potvin)来自加拿大的McGill大学, 吉恩·皮埃尔·拉维里特( Jean-Pierre Réveret)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吉纳维芙·帕特劳德 (Genevieve Patenaude)来自英国牛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