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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解决人才外流

罗宾•伊戴尔(Robyn Iredale)辩称,如果不采取政治行动,发达国家仍将从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资源中获取最大份额。

作者是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的地理学副教授。 

对现代国家而言,人力资本是财富的最重要形式。拥有智力资源最多的国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最快的国家。但是,知识不仅产生财富,它还是解决当今生活中面临的诸多社会与环境问题的有效因素。

为了争夺人力资源,很多发达国家都给予那些旨在吸引高技术移民的政策优先权,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和澳大利亚。永久定居这些国家的技术移民数量不见增长,但是,发展中国家技术工人短期向这些发达国家移动的数量却在大量增加,尤其是在信息科技(IT)、医学、护理和教育领域。

“…这种公然从不太发达的中国家掠夺人力资源的做法让人无法接受…。”

那些鼓励这种人才流动的政策毫无羞耻地把目标锁定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学技术人才,尤其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促使决策者作出这种决策的动机是:高需求(如IT行业)、培养机构不足、国人选择职业的趋势是工程、教育和护理领域。

无论因由如何,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上,现在都急需采取政治行动来纠正这一问题。

让人们留在圈内(Keeping people ‘in the loop’)

发达国家需要解决他们对高技术工人需求背后的国内问题,而不应当仅仅依靠从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挖掘人才。这些人一旦移民过来,他们就会过分强调“留在圈内”,视任何调出“圈内”的情形为职业和工作满意度的倒退。这就使得他们不愿意回国,除非可以预期得到丰富的经济报酬和良好的工作机会。

随着有些国家的签证允许国外学生自费(而不是奖学金)留学并继而在当地找工作或办理永久居住签证,学生移民的人数也在增长。美国、加拿大、英国及其它一些国家的大学已经成为那些有志加入学术网络者的“麦加” [1]。

然而,这些国家存留他们的“权力”是有争议的。位于接受端的国家通常持美国英特尔公司政府事务部主任迈克尔•麦巴什(Michael Maibach)的观点,迈克尔•麦巴什说:“如果美国的大学培育造就了世界上最为优秀的人才,那么美国的公司就应该有权力雇佣他们,让我们给工程技术博士学位贴上一张绿卡吧” [2]。

这种公然从不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掠夺人力资源的做法让人无法接受,尤其是他们的教育并没有花这些接受国纳税人的钱。他们大多数都是在自己的祖国接受的基础教育和培训,而且多数都是自费资助自己在海外的进一步深造和培训的。

与此同时,很多职业――如会计学、精算学和信息科技――都在国际化他们道德和培训规范,这就使得接受这些职业教育的人更容易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流动,同时,它还意味着接受“西方”教育是他们加入该职业领域的比较保险的方法,进而促使人们寻求从发达国家获得一学位。

这些趋势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积极地从这种高科技人才流动增长中收益。如果不能,他们又能够做些什么?

当前移民模式的下降趋势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是当前这种形式的输家。贫穷地区人力资源的净输出没有能够得到技术工人回流、别国移民和技术传播等形式的弥补。除非它们能够在某种形式上逆转这种流动或找到加入主要知识网络的途径,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将越来越受到威胁。

技术移民模式的人才移动与整体性的移民模式的人才移动不同,对技术移民来说,不存在一个具体的移民终止出境而被移民入境取代的点。然而,这两种移民过程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一个时期的人才流出可能会在后来的某一个时期伴生出“人才逆流”(brain reversal),但不会被完全取代。随着国家经济越来越融入于全球经济,可能会导致“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或短期流动[3]。

但这一过程不是自发的。在人才外流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可能会陷入停滞。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科学技术领域高技术人才为什么流动,并进而制定政策和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国家之间如何进行对比

就人才外流而言,各国可以被分成几大类。第一类包括那些经历过重大人才外流而几乎没有人才环流或回归,这类国家包括很多东亚和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


拉美国家发现要留住技术人才困难很多

对亚太地区的调查发现该地区很多国家都受技术人才流动的负面影响,面临着生产力低下、士气低落、伊朗和教育水平下降等问题。拉美、东欧、中亚和大多数非洲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第二类国家是那些有中度人才外流同时也有部份人才回归和短期外来人才的国家,包括工业化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南非。还有一些国家也可以被纳入这些国家。中国的“人才回流”开始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是学生,因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允许非国民在中国工作和学习,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变成了现实。在印度,尽管人才外流很突出,但没有被看成问题。向国外移民的以及那些非常住的印度人被真正地当成了潜在的回归者和资产,被视为投资的潜在来源、与外国公司联系的桥梁和利用国外网络引进知识的指导者。

和印度一样,菲律宾现在也存在技术工人过剩并且希望把他们派往国外,但这只是一种短期情形。在越南,由于当地文化强调大家庭和民族自豪感,加之政治压力,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开始出现人才回流。但是,越南由于受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停滞不前,而政府和国有企业改革又进展迟缓,这一切都不利于潜在的人才回流。

第三类是那些既经历了显著人才外流也经历了大量人才回归和高层次人才环流的国家和地区。台湾即是其中一个。

台湾:一个可以效仿的地区
 
从20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时开始,台湾就着手吸引技术移民回归。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台湾大约有20%的学生移民回归,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鼓励他们回归,包括鼓励回归并提供回迁费用、支持商业开发、为创新领先科技和制造业创建科技园区等[4]。

台湾的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面发展,回归人才也促使台湾文化发展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开放型文化,官僚作风较少。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如果官僚作风盛行、设备落后、工作环境恶劣、社会环境差,回归人才是很难留住的。同时,人们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台湾的回归人才希望和他们海外的经济与专业同行保持联系。

对有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台湾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有益的人才外流长期管理模式。台湾的经验证明,相关政策必须有很广的涵盖范围,包括经济、环境、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对于那些技术人才去海外工作的国家来说,它们必须制定促进知识网络生产力提高的战略。

需要采取国际行动

解决这类问题显然根本上靠的是国家政策,但是也同样有发挥更广阔作用的空间,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一个国际性组织出面担负起这一艰巨的使命,鼓励人才接受国停止从贫穷地区挖掘人才并且向那些人才外流的贫穷国家提供补偿。

传统的寻求补偿的努力已经失败,但是,前国际科学理事会下属的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曾经提供了一个值得考虑的理念[5],那就是建立一个智力资源管理基金(IRMF)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两大问题――人才流失和提高科技人才水准。从技术移民受惠国收集来的资金将用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交流与合作和改善工作环境。

启动这些方案的最根本障碍是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都缺少政治意愿。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这些科学技术领域的高级人才就会不断地向富国流动,只有一小部份发展中国家能够成为这一体制的外围受益者,其余的则会被边缘化,它们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尤其是卫生和教育则会继续恶化。

参考书目

[1] Mahroum, S. (2002)《学术的国际流动性:英国案例》,博士学位论文,Dissertation.Com: US.

[2] Maibach, Michael (1995)1996年高科技议程,Upside 7,  p. 12.

[3] Iredale, Robyn, Fei Guo 和 Santi Rozario (编著) (2003) 《亚太地区移民回流》Edward Elgar: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US (即将出版)。

[4] Tsay, Ching-lung (2003) “台湾:高技术人才回流重要性、特点及政策”参见Robyn Iredale, Fei Guo 和 Santi Rozario (eds), 《亚太地区移民回流》Edward Elgar: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US (即将出版)。

[5] 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2001)《科学人才国际流动:需求和趋势、影响与回应》,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央秘书处,印度 春耐(Chennai)。

[Photo credits: www.worldatlas.com / WHO/TDR/Mark Edw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