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nging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together through news and analysis

视角:科学与政策间一个致命的鸿沟?

David Dickson认为,记者可以通过将气候变化与读者的生活关联起来,帮助发达国家承担起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

30年前,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召开了一场关于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的联合国大型会议,它以一种积极的调子结束,达成了一项原则上建立一个2.5亿美元的基金的协议,从而为能力建设项目提供资助。

悲哀的是,与会者中间兴奋的乐观主义——我还清楚地记得——并没有存在多长时间。 没有得到大笔的捐款,在之后的20年里,科学从国际援助议程上滑落,在这期间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科学能力的差距变得更大了。

气候变化也正在发生同样的情况吗?

本月早些时候在卡塔尔多哈结束的最新谈判COP18也达成了一个类似的协议,从而建立一种从富国到穷国的资金转移机制,从而补偿富国对碳基燃料的依赖造成的“损失和破坏”。

从媒体的报道判断,这个决定遇到的乐观情绪类似于1979年的维也纳会议。

但是不存在有约束力的承诺,而且考虑到富国迄今为止尚未就2010年提出的到2020年每年筹措1000亿美元从而帮助穷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采取行动,提供大笔资金的可能性看上去是遥远的。

弥合鸿沟

COP 18的这个令人失望的结果反映了科学与气候变化的政治之间不断增长的鸿沟。尽管需要采取行动的科学理由变得坚实,政界人士采取适当行动的能力——例如,为即将结束的京都议定书提供替代品——看上去正在减少,这就造成了一种全球灾难的情境。

.在总体上,科学传播者——特别是科学记者——在弥合这种鸿沟方面担任着一个关键的角色。我们必须以一种这类证据变成良好的决定的基础的方式向政界人士和公众呈现科学证据。

但是对于气候变化,这并不简单。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在于以一种公正地对待科学而不会破坏采取行动的理由的方式传达不确定性。

迄今为止,我们似乎失败了。尽管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不断报告了全球变暖的严重性,发达国家认识到自身在变化的气候中的作用的人们的数量一直在急速下降。然而正是这些人被要求对发展中国家做出补偿。

对不确定性的不确定

IPCC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上个月由路透新闻研究所在英国牛津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有人指出,通过在这个问题上寻求实现一个科学共识,IPCC已经让其自身容易受到关于其论点有缺陷的批评——不论是多小的缺陷——诸如印度冰川的消失率

这类缺陷的重要性以及英国东英格兰大学的“气候门”揭示出了科研人员之间的非正式讨论都对人们对气候科学家越来越多的不信任有贡献。

即便是IPCC自身应对不确定性的举措也可能失败了。

在试图简化其信息的时候,该委员会说它的2007年评估指出人类引发的全球变暖的几率是“非常可能”的——把这种情况定义为可能性至少有90%。

但是根据此次牛津会议上引用的一个调查,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公众对“非常可能”的理解各异,把它解释为用于仅仅有75%的可能性或者更低的情况上。

而近来的一份关于英国公众成员组成的重点群体的报告[1]发现,科学家承认的不确定性——不论多么有理由——看上去对关于人类引发的全球变暖的整个科学案例带去了疑问。

获取支持

IPCC和科学记者面临的挑战都是同时传达关于气候变化的已知和未知情况,其方式仍然要让读者支持采取行动的呼吁。

这无法通过更戏剧性的标题实现(无论编辑多么喜爱这种标题)。随着公众对气候科学家的信任逐渐减少,这类标题可能很容易地被认为是促进一种政治议程或者筹措资金的花招而被人拒绝。

相反,这意味着从读者的直接经验入手(诸如热带地区风暴的猛烈程度的增加),提供把这些与全球变暖联系起来的证据,权衡这种证据与任何反证据,以及引用关于如果科学家的预言成真那么后果会多糟的警告。

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报道的组合没有被科学记者广泛采用,他们更熟悉自上而下或者说科学传播的“缺失模型”。

.但是如果要弥合气候科学和气候政策之间的鸿沟,这就是关键。否则,COP18会议的成果以及之后的成果将变成通往地狱之路是善意铺就的进一步的证据。

David Dickson



David Dickson是科学记者,他曾为《自然》、《科学》和《新科学家》工作,专门报道科学政策。他是科学与发展网络2001年到2011年的创始主任。

References

[1] Climate Science, the Public and the News Media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