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nging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together through news and analysis

支持地方治理从而将研究融入政策

Justin O. Parkhurst写道,为了看到自己资助的研究的正在运转,捐助者应当与良好的地方治理而不是非正式的网络配合工作。
 
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科研人员越来越被资助者要求证明他们的发现被政策和实践采纳。
 
捐助机构希望看到它们的资金的影响力,这肯定是合理的——它们也面临着来自支持者的要求,包括纳税人和慈善家。
 
科研人员让他们的成果获得注意的一种方式是与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人(常常被称为“政策企业家”)建立关系。政策分析研究一再显示地位合适、有恰当的网络或者非常受人尊重的人们可以在让科研问题摆上决策者的议程或者在决策过程停滞的时候推动它的方面起到重要的、非正式的作用。[1,2]
 
因此,资助者号召科研人员建设这样的关系从而让他们的发现更快地被采用,这看上去可能是很自然的。
 
但是这种策略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这其实不是良好治理的一个模范。
 
不适当的影响?
 
我和我的同事一起描述了政策企业家在让一种艾滋病药物(复方磺胺甲噁唑)的临床实验的结果进入3个非洲国家的政策方面的重要作用。[3]在这3个国家,关键的人物动员了支持力量或者发现了让这种救命药物登上政策日程的机遇。
 
他们是目前或此前参与到关于这种药物的研究的医生。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他们全都在资金充足的项目中担任高级政策职位,但是并不一定在同一类型的组织中——其中一人在政府,一人在非政府组织(NGO),还有一人在一个捐助机购。
 
他们使用他们的职位与卫生部的决策者打交道,而且常常动员了一组支持者,诸如科研人员、决策者和/或非政府组织官员,后者帮助推动了政策变革。
 
动员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或者对于克服政策变革的明显障碍具有关键作用,或者能让复方磺胺甲噁唑的支持者支持或掌握一个正在进行的政策过程。在所有这3个国家里,这些过程是非正式和灵活的。
 
但是仅仅由于我们的研究证明了决策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这并不必然以为这决策过程应该这样发生。
 
平衡担忧
 
呼吁科研人员通过与本国的具有影响力的精英人士结成网络从而促进采纳他们的证据,这带来了一种风险,即它可能破坏其他一些更具地方代表性的治理结构。
 
科学家常常把让科研进入政策的观念理想化。例如,我们关于复方磺胺甲噁唑的研究证明了如何把一种廉价、有效而挽救生命的药物推广给更多需要它们的人们——所有人都会同意这个目标。
 
然而,所有的科研成果都有政治意义。例如,推广一种新的抗疟疾药物也可能影响到当地卫生预算在多大程度上重视该病、支持体系(诸如药物采购或卫生保健工作者的培训)如何使用,或者如何让卫生问题相对于其他社会问题优先处理。
 
良好的治理意味着政策决定权衡多种社会担忧,而且决定是由可以对当地人负责的具有代表性的领导人以一种透明的方式做出的。
 
是的,我们希望确保这些领导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使用最佳的证据,但是这并不是让科研人员确保他们的发现是决策所依据的证据。
 
如果捐助者对此施加压力——根据政策的影响力奖励科研资金——这将会激励科研人员把他们自己的观念置于他们所在国家的人民的观念之上。
 
建设能力
 
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呢?
 
关心让科研发现进入政策但是同样关心不会主宰当地优先事项的捐助者应该着手支持或发展当地的科研机构从而评议、处理和向决策者推荐证据。
 
捐助者不应该要求学术人士确保他们的发现改变政策,而应该着手建设当地能力从而评估证据,并且要求他们的科研人员向这种现有的证据评议体系提供发现。
 
这可能在用词上有细微的差别,但是这是一个关键的差别——我们要么激励科研人员去拥有“局外人”的影响(服务于捐助者或国际社会的利益),要么激励他们通过当地体系工作。
 
与此同时,有人也尝试着以决策者能理解的形式提供证据,把科研人员与决策者联系起来,甚至培训决策者理解科学证据。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的证据知情政策网络正在全部这三个前沿工作。
 
但是远远更受限制的是建设正式的顾问机构、专家委员会或技术工作组的举措,这些机构在低收入国家有评议知识和提供建议的作用。这是符合逻辑而关键的下一步。
 
怀疑者可能认为有限的能力、政治内耗或顽固的腐败可能让这种情况无法取得成功。事实上,政策企业家常常具有影响力是由于正式的机构的能力低下。
 
但是这不是从外部控制当地政策的借口。能力建设的进展缓慢比放弃良好治理的理想更好。建设科研-综合体系可以有助于确保政策决定尽可能是基于证据的,同时仍然代表着当地人的利益。
 
关键在于对自己的研究的自负不能损害在低收入国家建立良好治理和代表体系的举措。
 
Justin O. Parkhurst是英国伦敦卫生学与热带医学学院的卫生政策讲师。

References

[1] Kingdon, J. W.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Harper Collins, 1984)
[2] Mintrom, M., and P. Norman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and Policy Change. 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37: 649-667 (2009)
[3] Hutchinson, E. et al.
Translating evidence into policy in low-income countries: lessons from co-trimoxazole preventive therapy.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89, 312–316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