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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起来平等地共享生物资源

Suneetha SubramanianGovindan Parayil表示,各国必须将冷嘲热讽和分歧放置一边,让名古屋议定书取得成功。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对各个利益攸关方——包括那些被认为权力较小的利益攸关方——所关心的问题是公开而透明的。
 
在CBD于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10届缔约方会议(COP-10)期间,几个发展中国家明确表示只有完成关于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收益共享(ABS)的议定书才能通过决议。
 
制定一个关于ABS的国际协议用了6年时间,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关于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定义与遗传资源的使用与开发有关的术语,以及确保各国遵守这个议定书的规定的措施。
 
这份议定书代表了一大批利益攸关方的妥协,包括提供生物资源的国家、这些资源的主要使用国、土著和地方社区、科研人员,以及商业部门。这份议定书被批准表明了人们希望就一些基本的规则达成一致。
 
但是一些人的态度是愤世嫉俗的,遗传资源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在如何实施这些规则、其它参与方的义务与权利方面有不同意见。
 
这为前方的挑战设立了舞台。有效的实施不仅取决于政策,还取决于良好实践——为了实现这一点,所有的利益攸关方都需要参与进来。
 
面向实施
 
向前推进将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首先,利益攸关方必须对该议定书规定的它们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理解。我们根本无法用更多的时间去解决不同的解读。
 
而且各国必须确保制定适当而充分的政策,再加上能够有效实施的规定。
 
例如,土著和地方社区发出的关于利用生物资源的预先知情同意许可必须得到生物多样性和知识产权法律的承认。
 
为了减少关于谁有权从生物资源中受益的冲突,必须探索并积极致力于跨边界合作的机制。
 
例如,孟加拉国生物多样性法律草案规定孟加拉国可以与任何拥有同样资源或传统知识的国家结成合作同盟。
 
这种机制还将让各国能够优化管理规定,让法律更清晰和可执行。
 
各国必须拥有制定和实施这些非常重要的政策的能力,而且各国对能力建设的需求也不同。在理想情况下,CBD将从头推动对这些需求的一个全面评估。
 
提高意识
 
如果政策没有广为人知和被利益攸关方——包括消费者,他们可能强烈反对来源和贸易违反伦理的产品——采纳,没有什么政策会成功。
 
这就意味着各国需要投入时间、人力和资源用于提高关于消费者选择的现实和伦理影响的意识。
 
为了设计一个适当的运动,CBD秘书处将很好地探索包含社会环境信息的国际运动如何实现高知名度。一个例子是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气候变化运动——这是一个协调的举措,联合国和几个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其中。
 
培训项目也可以帮助激励人们行动起来。这些项目必须加以正确设计,考虑到不同社会的文化。
 
联合国大学的高级研究所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小步,设计了一个硕士项目,它将于2011年10月开始,把重点放在了生物多样性治理上。
 
向前推进
 
能力评估和提高意识的举措必须在ABS议定书生效之前的现在就开展。其他活动——诸如确保遵守议定书和跨边界合作——将会在实施过程中遇到。
 
无论哪种情况,都需要资金从而确保有效实施这个议定书。全球环境基金会为ABS相关活动提供了4000万美元——必须用正当的程序尽职尽责地使用这笔资金。
 
CBD秘书处应该做好准备,为各国提供关于进程的清晰评估。
 
但是这个过程不仅仅与CBD直接相关。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还对其他与利益共享问题有重叠的国际过程(例如REDD+)或者与土地使用、贸易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承诺负有义务。
 
一些国家需要得到支持,从而得到相互关联的政策带来的协同增效。但是它们也应该探索筹款机制,诸如生物多样性补偿手段,这种手段提供了信用额度,或者可以让一地的自然保护措施补偿另一地的生物多样性流失。这还可以作为实现生物多样性管理目标的激励措施。
 
在COP-10会议期间通过了影响深远的决定,随着生物多样性十年的启动,全球把焦点对准了生物多样性。
 
实现这一步并非易事。在未来我们将会看到CBD是否能够成功地让各国参与平等的伙伴关系从而造福环境并增加人类福利。
 
Suneetha Subramanian是设在日本的联合国大学高级研究所(UNU-IAS)的研究人员。Govindan Parayil是联合国大学副校长兼UNU-IAS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