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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卫生研究论坛为何会瓦解?

Beverly Peterson Stearns. 认为,贫困国家努力改善卫生系统要比在GFHR(全球卫生研究论坛)莫名其妙地内耗强。

仅仅在1年之前,来自80个国家的将近1000人热情地聚集在古巴的哈瓦那会议大楼的“为了所有人的卫生而创新”的旗帜下。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来自中低收入国家。他们参加的是非营利组织全球卫生研究论坛(GFHR)的年度会议,他们迫切想听到创造性且有效率地进行研究的的方式,并迫切地寻求改善他们国家的卫生。

如今,这个论坛的执行理事Anthony Mbewu上任不到一年之后就辞职了,而这个论坛本身正在变得不健康。预后变得不良。它设在日内瓦的秘书处几乎没有人了。许多雇员辞职、被解雇、或者提前退休。

解释的时间

为什么这个成立于1998年的国际组织在对卫生研究的需求仍然非常强力的时候如此惊人而迅速地崩溃了?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通人的前景如何?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当地卫生和研究的领导人,而后者又向这个年度论坛的专家寻求指导。

南非的Sunday Times在10月31日报道了Mbewu的辞职,它说这个任命曾经招致艾滋病活动家的批评。他们指控曾担任南非医学研究理事会主席的Mbewu曾支持姆贝基政府对艾滋病的否认。

但是在哈瓦那会议上,这一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承认。Mbewu在回答一位记者关于这些批评的时候说:“我是科研人员,不是活动人士。”在那个时候,这对于他的卫生研究同行似乎也是一个足够的回答。他们似乎对于Mbewu被这个论坛任命感到满意——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组织,最初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建立的——这意味着他的资格得到了严格的审查。

一年过去了,许多曾经参加过哈瓦那会议的卫生领导人和研究人员将在瑞士的Montreux参加首次卫生系统研究全球研讨会(11月16-19日)。他们之中会有人调查GFHR的崩溃吗?——或者他们会礼貌地不提到这件事吗?

该论坛的政策与决策机构——基金理事会应该承担起解释这个规模小但是曾经充满活力、有如此之多的发展中国家向其寻求指导的组织发生了什么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不仅仅属于它们自己。整个卫生研究界有义务直面这个论坛的失败。

对信任的背叛

在哈瓦那会议期间我在那里作为自由作家正在撰写一篇关于此次会议报道,这类似于之前在墨西哥城(2004年)、孟买(2005年)、开罗(2006年)、北京(2007年)和曼谷(2008年)我为该论坛撰写的报道。这些年会最大的力量是让最需要帮助的人们接近著名的卫生研究人员、公共卫生专家、经济学家和创新人士。

这些会议每年都换一个地点召开。这让全世界最穷的一些国家的基层的工作者、学生、社区医生和学术人士可以参加。有一些全体出席的会议,以及许多鼓励互动的小组会议。甚至没有电脑的人也能成为这个网络的一部分。

来自穷国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年轻人和富有的企业家、受人尊敬的学术人士和政府决策者坐在一起,一起讨论共同的问题。我听到了一种乐观主义,即关于全球卫生的进展可以通过各贫富阶层、各国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实现。

这些会议的官方议程凸显了千年发展目标;与疾病和贫穷作斗争、公平获取、能力建设与卫生系统;以及创新。

但是讨论的范围远远更广而且更加深入,覆盖了一些国家不愿意强调的话题:墨西哥的肥胖流行、印度惊人的贫穷、埃及破坏女性生殖器、中国的艾滋病、非洲的假药,以及古巴的禁运以及自然疗法医学。每个年会在最完全的意义上都是一个论坛。

我曾吃惊于GFHR的健康恶化的速度如此之快、如此之安静。我曾听到关于人员减少的报道。我读到过关于雇员发起关于不公平解雇的诉讼的消息。该论坛的由20个成员组成的基金理事会的主席Gill Samuels在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证实了Mbewu的辞职。但是她否认了存在法律诉讼。“目前没有其他可说的,”她在对我的询问的回复中写道。

没有其他可说的?我希望很快就会有很多可说的。来自制药业界的Samuels和该理事会、各个基金会、大学、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其他人对于任命论坛的主任以及监督该论坛的预算和行动方案负有责任。

他们的解释——或者说缺乏解释——将不仅影响到该论坛的信誉,还将影响到寻求科研人员以及依赖于它们的人们的信任的任何现存或未来组织的可信度 。

Beverly Peterson Stearns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兼作家。她生活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