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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衡量非洲缺水的新标准

Richard Taylor说,应该抛弃当前评估非洲水安全的方法,而接受针对地方的现实而设计的方法。

随着未来几十年中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和工业的扩张,确保人们获取安全而廉价的水源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大挑战。

对水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缺水,即需求超出了供应。这可能是由于地理原因、过度开采或者基础设施不足,而气候变化将对于世界许多地方的淡水可利用度施加更多的压力。

遭遇缺水的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增加水可利用度(诸如改善水储存、污水回收或海水淡化)和削减需求(诸如更有效的灌溉或进口食品)的双重策略从而实现水安全。

做不到这一点就可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缺水可能毁坏农作物,增加水传播和水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并且破坏水生生态系统(乍得湖的缩小是一个著名的例子)。缺水还可能为内战火上浇油。

帮助避免这些危机的政策需要测量缺水的可靠方式,从而把目标对准面临风险最大的地区。但是很难预测缺水——特别是在气候正在变化的情况下——而且目前评估缺水的主要方法(所谓的“水胁迫指数”)不能胜任这个任务。

高估的需求……

利用这种衡量标准,科学家估计到202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缺水国家的数量将从14个增加到25个,影响该地区预计的14亿人口的将近一半。

但是这种评估可能错误地估计非洲大陆的水危机的规模和实质,因为水胁迫指数高估了水需求,而且扭曲了淡水供应。

例如,水胁迫指数估计家庭用水量是每人每年40立方米。农业和工业水需求被定为前者的20倍以上。

这些估计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的,并不能反映非洲用水的现实。在非洲,真实的家庭和工业用水加起来接近每人每年25立方米——大约是欧洲二者平均数量的10%、北美二者平均数量的6.5%。

此外,灌溉农业占了全球淡水总使用量的2/3,而非洲超过95%的食品生产是雨养的。尽管有人呼吁大幅度增加灌溉农业从而实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保障,尚不清楚这些水将来自哪里——特别是在环境和气候正在变化的情况下。

.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实际的灌溉用水需求只是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美国等国家用水的很少一部分,而且这种情况很可能继续下去。

……以及低估的供应

在供应方面,水胁迫指数的淡水可利用度是根据观测和对平均河流量——年平均径流量(MARR)——的模拟计算出来的。但是非洲的河流流量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可能急剧变化。

事实上,撒哈拉以南非洲有全世界变化最大的一些河流,在旱季的时候流量可能是0,或者只是雨季流量的很少一部分。

由于气候变化,预计这种可变性只会增加。使用MARR估计水胁迫指数中的水可利用度忽略了这种可变性,尽管它在规划水安全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使用MARR估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水可利用度的另一个大问题在于它没有包括降雨导致的土壤水分。但是在几乎所有农业都是雨养农业的区域,土壤水分提供了食品生产所需淡水的唯一来源。

走向新的衡量标准

我们需要放弃作为撒哈拉非洲以南地区的缺水和水不安全定义方式的水胁迫指数,因为它在根本上扭曲了该地区当前和未来的水危机。

否则就会有一种严重的风险,即宝贵的、有限的资源将被解决水需求被严重高估的地区(诸如上尼罗河流域)的“缺水”问题的政策所浪费,也会被忽视了平均流量掩盖了区域缺水(例如林波波河的源头地区)地区的实际缺水的政策所浪费。

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衡量标准,它是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当地水需求的现实情况量身定做的,而且考虑到了土壤水分和淡水资源的地区季节可变性。

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一些进展。通过在东非进行的研究,英国政府的生态系统服务和减贫项目(ESPA)的一个跨学科团队正在制定一种考虑到季节性变化的需求、土壤湿度和淡水储存的衡量标准,从而更好地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水安全规划提供信息。

有了这样的衡量标准,决策者才能设计出有效、有针对性的策略,以解决今天和不确定的未来的实际的缺水问题。

Richard Taylor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地质学系水文地质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