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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分析:把医学与道德混合起来

Priya Shetty说,艾滋病卫道士可能具有良好的意图,但是并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关于行为改变的合理证据。

每当讨论关于性与毒品的卫生政策的时候,科学总是很难与道德竞争。例如关于艾滋病的政策常常具有强烈的道德倾向,由关于性工作者以及吸毒者等人应该怎样做的个人判断驱动,而无视他们被感染的风险很高。

那么将在本周(7月18-23日)在奥地利举行的第18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签署的维也纳宣言将获得什么样的反应?它将呼吁推广基于证据的毒品政策,诸如把毒品成瘾视为一种疾病而非把它妖魔化成一种犯罪。

起草这份宣言的科学家说,把吸毒作为一种犯罪正在为艾滋病的流行火上浇油,因为它并没有应对能够传播艾滋病病毒的风险行为,诸如共享不洁的针头。

道德主义的卫生政策——诸如惩罚吸毒者——可能具有良好的意图。事实上,结束人类苦难的道德义务很可能位于在发展中国家与该病作斗争的所有举措的核心。但是道德判断——不论来自政治或宗教光谱的哪一端——不应该在卫生政策中有一席之地。不应该把迫使人们选择不同的价值作为接受援助的前提条件。

说没有证据的道德能够与公共卫生玩意识形态的游戏,这并非言过其实。

禁欲并不可行……

全球基于道德的艾滋病政策无疑在美国的乔治·W·布什政府当政期间(2001-2009)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美国政府强烈地推动应对艾滋病的ABC模式(禁欲、忠诚、使用安全套)的禁欲部分。

乌干达常常被赞为ABC的成功典范,而且被禁欲的倡导者视为他们的方法可行的证据。

但是随着艾滋病如今在乌干达增加,现实似乎不一样了。当乌干达总统Yoweri Museveni的政府积极从事ABC模式的时候,该国艾滋病流行率在90年代下降,这确实是真的。但是科学家和发展工作者说,当时这场运动实际上推广的是ABC所有成分,特别是关于艾滋病病毒和安全套使用的教育。

到2006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报告说,在艾滋病方面取得的收益正在减少,这部分是由于强调使用安全套让位于在结婚之前禁欲的意识形态。

……污名也不可行

艾滋病政策的道德偏见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它影响了治疗或预防的目标人群。例如,在ABC的禁欲版本中,它意味着尽管在结婚前许多人进行了性行为且并不总是使用安全套,却没有给青少年提供安全套。

尽管美国可能是道德主义的艾滋病政策的最著名的拥护者之一,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的一个。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印度Maharashtra邦政府建立了一个艾滋病预防项目,从而制止该病毒在性工作者中间传播。但是该项目的目标并不是改善性工作者的健康——而是防止病毒从性工作者通过季节工人传播给“良好的”家庭主妇。

如果它能减缓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卫道士可能得到一个理由。但是这类方法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

在这个案例中,该政府并没有解决性工作者的污名并教育人民照顾自己的健康,而是简单地发放安全套并告诉他们不要再从事未经保护的性行为。

在质疑政府的这种方法方面起了关键作用的非政府组织SANGRAM 的Meena Seshu说,该项目没有起作用是因为性工作者感到在该项目中没有任何参与感。

只有当SANGRAM建立了一个基于权利以性工作者的生活为基础的方法之后,该项目才开始起作用。

理解人类行为

道德主义的项目有缺陷,这是因为它们违背了良好的决策过程——即任何政策必须植根于现实并且理解人类行为。

基于关于人们应该怎么做的判断而非理解他们可能做什么的政策可能只有在它们是强制性的而且有惩罚措施的时候才可行。但是即便如此,正如反毒品政策所证明的,最严格的立法也不总是足够改变行为。

试图通过过分简化的信息推广健康生活方式的发达国家的决策者已经学到了这个教训。尽管对不健康的饮食的危险有很多建议,垃圾食品仍然广为食用,而且肥胖(特别是儿童肥胖)仍然在增加。

道德和社会价值也许能很好地激励当权者做善事并改善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需要科学和坚实的证据告诉我们让人们的行为向好的方向转变的最佳方式。

记者Priya Shetty专门从事发展中国家问题的报道,包括卫生、气候变化和人权。她曾任《新科学家》的新闻编辑、《柳叶刀》的助理编辑以及本网站的约稿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