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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者必须资助科研的基本环境

Berit Olsson说,捐助者在资助个人研究的同时也应该资助需要改善科研环境的机构。

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改善低收入国家研究能力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支持和培育让研究能力增长的环境。可持续的研究最好是建立在核心学科和设施的广泛基础上。而一个充满活力的科研界不但能产生研究,而且还能向决策者、学生和其他可能用到这些研究的人士传播“科学发现的世界”。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研究资助授予了委托进行的专门领域研究,它们因为促进发展的潜力而得到了优先考虑——政府和外部资助机构急于立即获得有用的成果。

核心资助支持能力

在瑞典这样的发达国家,研究机构获得“核心资助”(core funding)再加上根据科学优秀程度得到的竞争性资助。这培育了一个创造性的科研界。在这之上,政府各部或者其他公共或私营部门的“用户”把资助放在优先研究领域。

瑞典也因为大量的工业研究而获益,后者又依赖于公共研究机构的质量。工业界特别重视那些探索知识的新前沿的研究。倘若失去政府的核心资助,工业界将把其研究投资放到国外。

把这种模式和低收入国家与发展机构钟爱的需求驱动的模式相比,后者倾向于雇佣自已经拥有所需研究能力的发达国家的科研人员。发达国家的研究组长通常获得了资助,并且可能——或者可能不——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的科研人员个人合作,后者更接近当地的现实和数据。

这是一种有效利用稀缺资源的方式吗?如果所需的结果是可以直接提供给发展项目的短期结果,这是可能的。

能力建设

但是常常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目标的能力建设怎么办呢?低收入国家的成果完全取决于现有的研究机构的能力和研究条件。如果这些都足够强大,从事合作的科学家和她/他所在的机构都可能从新的合同和前景中获益。但是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机构和研究环境不发达,项目对能力建设的影响可以忽略,甚至可能妨碍能力建设。

例如,常常是少数最有成就和最重要的科学家在外部提供资助的研究项目上进行合作。由于研究资助机会很少,这吸引这些科学家接受他们的主要优先领域之外的项目。而且由于这类项目的收入常常远远超过科学家的正常工资,他们在这些项目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常常是以损害教学或与他们的同事的合作为代价的。相比之下,把支持投向研究机构,通过为设施提供资助和提供符合研究机构计划的培训机会,作为整体的科研界而不是个人将会受益。

瑞典模式

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认识到了向每个伙伴国家的至少一所研究型大学投资的必要性。它资助需要改善研究条件的核心设施,包括实验室、图书馆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以及为科研人员提供科研培训。

例如,在乌干达,SIDA支持Makerere大学改善科研训练能力、获取关键设施和软件,让基础设施现代化,以及改善科研管理的举措。这一伙伴关系是建立在20-30年的长期资助承诺的基础上的(见 特写“Makerere大学:重建声誉”)。

瑞典已经把对科研的支持整合到了国家双边合作的战略中,而且在其国家团队中拥有科研顾问。科研资助的规划与当地大学的科研发展策略相一致。最近,一些国家正在促进作为资助框架的国家政策。例如,莫桑比克的新的科技部已经制定了促进其科学部门的策略。更多的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和机构需要开始制定这样的策略,从而使外部机构可以让它们的科研资助与国家政策目标协调一致。

捐助者需要注意……

令人失望的是,其他资助机构尚未支持这样广泛的科研发展策略。

资助机构必须理解科研发展需要一个合适的基础(以及投资)。需要用类似于瑞典模式的不同类型的资助来建设能力。

一个科研界不仅产生新的科学知识,还向决策者和公众传播重要的国际发现和创新。这类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制定当地发展策略和评估援助的贡献。

如果捐助机构真心希望承认发展对话中的“所有权”,那么资助科研机构的科研能力应该成为双边发展合作的一个关键成分。

Berit Olsson是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的前任科研合作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