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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治理政策威胁大学能力

Phuong Nga Nguyen.说,产生收益的短期研究可能侵蚀大学的能力——也就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

在全世界范围内,研究带来的知识被认为可以增进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包括政府在内的资助机构正在推动大学把重点放在“有用的”研究成果上。他们通过“研究治理”(research governance) 施加压力的方法可能或者支持和促进大学研究,或者妨碍它,有时候甚至会破坏一所大学现有的实力。

研究治理是指关键的利益攸关方(诸如政府、捐助者、工业界和非政府组织)用于管理和管制研究的政策。这些政策是用于确立从事研究的标准,帮助加强伦理和科学质量并促进良好实践。

根据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研究治理的实践,特别是资助机构分配和监督研究资金的方式在各国各有不同。但是它对大学管理者和大学学术人员的影响在全世界常常是相同的。

经济压力

多个利益攸关方的要求常常改变大学内部、大学之间和捐助者以及外部团体之间的关系。

过去,政府和资助机构为公立大学提供资助用于发展研究和加强能力。但是在全球知识经济中,这样的“核心”资助常常为更像商业的伙伴关系让路。资助者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都要更多地参与商业世界。它们希望通过研究产品或知识为社会或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从而看到投资的回报。

这反过来又驱动着大学强化应用研究——有时候是以损害基础研究和教学项目为代价的。而一些人偏爱产生快速成果的短期项目,这些成果可以申请专利,常常启动了它们自己的新成立的公司以促进产品的研发。

教学落在了后面

许多资助机构不再认为教学——它在传统上是大学使命的一个核心部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方式。这种态度正在推动许多大学改变它们的筹款策略从而把重点放在研究上。

这可能影响大学的激励措施、指导学生的活动甚至是招生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成功”的大学教师引进顾问项目,向工业界出售研究成果或在同行评议的杂志上发表论文,他们得到了更多的激励,诸如奖金或者出差补贴。

大学常常减少学术人员的教学时间从而让他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分配给研究。这既牺牲了教学的数量又牺牲了教学的质量。即便学术人员的教学负担已经减轻,他们仍然倾向于忽视他们的教育本科生的责任,他们常常把教学责任推给研究生,从而为研究腾出更多时间。这种情况在中国、英国和美国似乎特别严重。

能力正在受到侵蚀,而非增长

强调研究的商业潜力意味着基础或纯粹的研究没有得到传统上它们得到的关注。但是大学管理者和学术人员正在忘记,正是那些以最高质量的基础研究而闻名的大学——例如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吸引了最多的商业伙伴和资助机构。它们的基础研究能力提供了合作伙伴信任的应用研究的坚实基础。

大学提倡的大多数商业化研究是基于可以迅速产生收入的短期项目。这样的项目并不承担它们使用核心人员和设施产生的管理费用。

它们还分散了大学对已经确立的更深远的、长期的研究议程的注意力,破坏了更广的研究能力,危害了提升整体研究质量的目标。

负起责任

政府和大学都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从而在获得最好的研究治理的同时限制其不利后果。

政府和资助机构应该重新定义它们对于大学的要求。它们应该在基础研究上投入更多资金,而且应该监督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它们还应该为大学“恢复资源”分配资金——发展它们的研究能力并升级或维护基础设施。

大学必须定期回顾它们的内部政策,从而在研究和教学之间、以及长期和短期研究之间保持一个健康的平衡。

最重要的是,大学必须通过培训学术人员特别是年轻的研究人员、购买关键的材料、书籍和设备以满足研究人员的需求,从而让它的政策促进内部的研究可持续性和发展。

但是最终影响大学如何开展研究以及在激励研究人员方面做出榜样的是资助机构分配和监督研究资助的方式。因此资助机构必须承担起责任,支付把重点放在应用研究造成的核心费用。

各方都需要帮助建立持久的研究能力。

Phuong Nga Nguyen 是越南国立大学教育质量保证和研究发展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