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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气候政策必须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紧密联系

Glen Peters说,中国出口业的排放大家都有责任——未来贸易与气候政策必须紧密联系。

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这比很多预期早了几十年。中国的排放通常被看成了一个中国的生产问题,然而富国急剧上升的消费作用也不容忽视。中国本土排放的三分之一是来自出口生产。

近距离观察中国2002—2005年的排放发现,其中一半的排放增长是由于出口产品造成的。这其中的三分之一是来自资本投资,这其中占很大比例的是出口业。确实,2002—2005年期间的排放增长中只有15%是来自家庭和政府的消耗。

同样的道理,一些发达国家的排放如果算上进口的话,也是不稳定的。比如,在英国,与消费有关的排放自1992年以来增长了18%——即使它报告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排放有所减少。

保护主义并非解决之道

在许多发达国家中,拥有既得利益的产业指向了中国不断增长的排放,并指责中国环境立法不足,他们所说的这些都给中国的生产者造成了不公平条件。这些产业争辩说,他们——以及环境——需要以补贴、放开碳排放管制以及关税调整的方式来得到保护。他们还要求此类保护措施会强迫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结束后采取可量化行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然而忽略发达国家对中国排放应有的责任会使2012年后的谈判处于一个负面的保护主义者的立场,对世界贸易造成严重的后果。用前任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话:“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分歧要比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严重的多。”

联结气候与贸易政策

鉴于贸易对许多国家的排放数据的重要性,大家都希望这是气候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UNFCCC处理各国排放是将其看成彼此分割的部分,即便是贸易在其中产生了巨大联系作用。决策者需要明明白白采取的第一步就是要保证气候与贸易政策要共同作用。

中国出口业排放没必要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个问题——生产贸易商品就总会伴随排放产生。问题在于中国的生产系统和发电业碳效率不高。

从国内讲,中国必须保证新安装的设备要使用最新的清洁技术。随着中国生产能力快速增长,就没有任何理由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先进的发展和运用清洁技术的国家。现在使用最新的技术能大大减少其后缓减排放的成本,而且将其投入城市规划与基础建设之中就能使中国远离化石燃料支配的前景。

另外中国的出口对全球气候如此重要,以至于中国的国际贸易在2012年之后的气候政策中应发挥关键的作用。此类政策应利用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的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来帮助解决环境问题,这要通过专门研究低碳的未来社会所需的产品来实现。

然而要让中国在2012年后的气候政策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解决方法必须国内国外都要有。富国可以通过事实胜于雄辩的行动来做出第一步——比如,可以通过激励中国大规模生产便宜的风力涡轮机,而不是廉价的一次性产品。国际机构必须制定严格的产品使用效率标准。激励中国把大规模生产集中在清洁技术上,这将驱使生产成本降低并加快像低碳汽车、风力发电机以及太阳能电池此类技术的全球推广。

不可预见的机遇

这些解决方法承诺增加生产和贸易,以激励中国向清洁技术投入。然而要继续得到这些利益,中国必须同意利用其收益的一部分来清洁其自身的经济。全球协议能够监控中国的这一过程。短期内中国的排放还将继续增长,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将有利于气候变化政策。

快速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在低碳未来中领导全世界。他们将以一定的速度发展,允许利用未来技术进行大规模的设备安装和实验。与之相比,富国将遭殃于深厚的隐没成本及既得利益。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向前迈进并会以一种今天没有人认为可能的想法去改革这个世界。

Glen Peters是挪威奥斯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