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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灾区研究中也有应用研究伦理

Athula Sumathipala说,灾害研究可以帮助未来的干预行动,但是紧迫性不应该成为剥削幸存者的借口。

墨西哥大地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缅甸风灾……近年来,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让全球的人们“伤痕累累”,灾害研究已经成为灾后重建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与此同时,大规模的灾害,例如印度洋海啸和近来的加勒比海地区的热带气旋——凸显出来的人权、伦理问题和社会政策问题,对灾害研究造成了挑战。由于灾害扩大全球差距以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社会内部已经存在的不平等,于是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从本质上说,不论灾害发生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灾害永远只会让个体和社会群体——特别是儿童、妇女和贫困社区,变得更加脆弱。灾后,关于人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必须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并与当地文化语境和区域相适应。对于剥削或虐待灾害幸存者用于廉价或随便的研究行为,绝不应该无视和宽容。

匆忙的响应面临剥削的危险

由于自然灾害的突发性(例如气旋),灾害研究的启动往往变得仓促。科研人员忙于收集数据而没有充分的规划,从而缺乏科学严格性或对伦理考虑,这就有可能导致灾后幸存者过度的参与压力。特别是当研究和人道主义救援或临床护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些幸存者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参与了研究。

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之后,包括提供心理辅导服务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外国组织和个人大量涌入斯里兰卡。他们甚至倡导对幸存者进行强制心理辅导,明显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和Cochrane协作组织的初衷(注:Cochrane协作组织是提供关于卫生保健效果的信息的非营利组织)。

此外,来自发达国家的博士生为了获取论文数据,用无数的问卷调查折磨幸存者,甚至收集血样用于研究神经生物学应激标记物。

在匆忙“服务”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当地风俗文化的了解,因此许多当地幸存者宁愿向寺庙而不是心理辅导专家寻求援助。

更好的手段——科研与伦理结合
对于科研人员而言,伦理问题其实不难以解决。相反,他们在促进和保护道德伦理标准方面还处于强有力的地位。科研人员在经过伦理专家的劝服后,可以将伦理纳入其研究设计中,改善研究方法,就可以通过采纳更高的伦理标准和适当的保护从而改善他们研究成果的质量。虽然科研人员可能不熟悉更泛的伦理问题,但是他们能够预先发现特定问题,并且与伦理学家合作阐明克服这些伦理问题的办法。

无疑,在受灾害影响地区的研究是必要的。它可以改善未来的灾害管理,并帮助减轻这些大灾害的影响。对灾害后果的研究必须考虑到受影响社区的需求和优先级,而且研究应该限定于无法在非灾害环境下开展的研究课题。例如,一种糖尿病或哮喘的临床药物试验可以在正常环境下进行,它就不应该在受到灾害影响的人群中进行。

此外,研究表明,其实很多灾后干预手段并不具有科学性。例如“心理疏泄”本来是作为创伤后的早期干预手段,然而它实际上会延迟自然痊愈,而且具有反效果。看来与灾害相关的干预手段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期待国际伦理标准

为了保护幸存者,国际社会或相关机构需要对涉及到他们的研究进行更充分的伦理审查和更密切的监视。

资助研究机构和东道国都应该制订一个国际框架,阻止违反伦理的数据收集和对灾害幸存者的剥削。灾害研究应该拥有严格的政策和指南,覆盖了诸如所需的研究类型、完成时间、当地需求和优先级,以及在把援助、临床护理与研究结合起来产生的复杂性等问题。

气旋等灾害之后,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提高灾害研究的伦理标准。严格遵守伦理委员会批准研究的程序,这其中既包括研究所在国,还应包括外部合作者来自的国家的委员会的伦理标准。灾难反复发生地区的伦理审查和批准可以优先,加速其审查的过程,当然研究开始前对受灾难影响的社区进行咨询的步骤还是不能跳过的。另外,坚持“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基本原则至关重要,因为这能够避免过度诱导人们参与研究项目。

科研人员和审查委员会必须更加警觉地确保与灾害相关的研究坚持一般伦理原则并保证参与者受到保护,毕竟灾区人们亟需伦理来反对“剥削”和“虐待”。

Athula Sumathipala是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所的临床研究员,也是斯里兰卡研究和发展研究所的名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