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nging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together through news and analysis

中国自上而下的科学传播没有调动民众

李大光认为,科学家而不是政府应该领导起解释现代技术的利益和风险的工作。

中国是第一个颁布科学普及法的国家(2002年颁布),然而要达到其提高人民科学理解水平的目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促进科普工作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CAST)成立已有50年。那时,中国还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80%的人不会看书写字,更不要说学习科学知识了。

中国科协由全国自然科学社会联盟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合并成立,它在科学机构、党与中国政府之间发挥着沟通桥梁作用。它通过展会、讲座、大众书刊、以及为偏远社区提供农业技术实地指导等方式来开展传播科学知识工作。

它还激励科学家——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通过其200多个附属学术学会——走访学校、工厂以及农村社区讲述科学知识。

自上而下的传播

然而尽管有这些努力,中国的科学传播仍然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控制的、自上而下的模式。
例如,促进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雄心勃勃的中长期计划发起于2006年,由14个国家部门批准通过。中国科协、中国科技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从事的普及工作都是上级传播者认为重要的主题,比如“非典”(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H5N1禽流感、中国载人航天任务以及探月工程。

但是这些努力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科学家们认为这些普及工作对他们的研究一点作用都没有,而受众通常看不到科学传播与他们日常生活的联系,而且他们发现传播形式——正式讲座——太枯燥了。科学传播者必须动员受众参加科普讲座,某些情况甚至会为参加农村科普的农民支付误工费。

在一个任何信息发布都要与通过互联网及其它新技术免费获取的海量信息争夺人们关注的时代,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很多人更愿意阅读娱乐、体育或者随处可见的闲话博客,而不愿去读有关科学的内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与他们没关系。越来越多的科学及工业计划潜在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而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人们就想知道这些事情背后的科学知识。

近来一起公众反对在厦门建立PX化工厂的事件就是这种情况。公众要求知道该工厂是否会出现严重的健康威胁。在强大的公众压力下,当地政府在2007年12月举办了一次听证会,然而由政府委托的科学家们却说了一大堆超出常人理解范围的技术术语。如果官方不使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语言,市民们怎样才能完全参与到协商当中?该工厂的建设最终暂停。

然而,包括中国科协在内的科普机构在科学传播上投入良多,但是看起来,当出现争议问题,人民迫切需要并且有权利要获取科学知识的时候,这些机构的声音却很难听到。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转基因作物、三峡工程以及南水北调工程的安全性争论中。科学普及不应对待公众像对待旧式学校中的学生一样,老师念课文,想让学生记住老师说的话而不需要问问题。这种至上而下的方法不管用。公众有权利参与到科学决策过程中,分享他们所关心的话题并将其落到实处。而且要做到这些,他们就需要得到帮助以理解其中包含的科学知识。

需要一种新方法

中国科协在全国管理200个国家级学会及分支机构,占据良好的优势来推进具有更佳反响的科学传播模式并满足公众知情的权利。

它能促进人们使用可靠的信息获取渠道,帮助人们配备必要的技能和科学文化知识来理解信息和技术的两面性——不仅是其带来的好处还有其造成的损害,比如现代化工厂造成的污染——还能动员科学家激励社会参与到科学发展中来。

然而中国科协自身无法改变这种自上而下的普及模式。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短期内,中国科协能完成一些技术改革,比如增加科学普及项目的评估以及利用反馈信息来指导后续工作。长期来看,中国科协应与其他科学部门(科技部、中科院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合作设计出鼓励科学家与公众对话的的标准来。

李大光教授是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传播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