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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奖金而不是价格激励抗生素研发

随着耐药性在全球增长,越来越需要新的抗生素。但是James Love说,研发抗生素可能成本昂贵而且耗费时间。

与新抗生素和疫苗开发有关的许多挑战是类似的,对于其他药物也常见。研究与开发(R&D)是昂贵的,特别是对于有人参与的临床试验,而产品开发可能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这对倾向于避免风险的投资者而言是两个没有吸引力的特征。

投资者还可能被专利障碍阻挡。研发的许多科学利益,包括失败带来的利益,很难或者不可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抗生素和疫苗还可能面临其他的市场失败。只有在更老的药物无法起作用之后才应该使用新药,但是这与利用专利的暂时垄断攫取利润背道而驰。评估一种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可能需要特别长的时间,而它的社会价值可能高于货币价值,这是由于它有机会根除一种传染病,或者由于接种疫苗可以降低社区感染率。

“推”和“拉”的机制

各国政府对于新抗生素和疫苗投资不足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通常都把注意力放在科研资助和补贴的结合(“推”)和对成功产品的投资的额外激励(“拉”)上。

公共部门和资助者对抗生素和疫苗的投资极为重要,而且它们通常是以“推”的机制出现的,诸如给非营利药物研发伙伴关系提供资助。然而,许多专家坚持认为“拉”的因素在确保研发工作重点放在成功可能性最高的项目上仍然是很重要的。

一些制药业游说者和学术作者建议政府可以给予抗生素更长的专利保护期,从而让专利拥有者有更多的时间去弥补研发成本。其他一些人希望政府确保疫苗的高价格,或者提供各种交叉补贴的体系,诸如可转移的专利延伸,这种方法可以延伸诸如胆固醇药物阿伐他汀(atorvastatin)等畅销药物的垄断。

尽管高药价在传统上是对研发投资的激励,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与其有关的问题。高药价意味着许多人无法负担得起它们。穷国缺乏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示范目录上的专利产品。即便是在工业化国家,高价也导致了各种有限获取的策略,诸如限制对最新药物的保险范围。

并非所有药物都是用于立即使用的:任何政府的卫生策略的一部分是为流感大流行等紧急卫生情况储备药物。但是高度垄断的价格阻碍了许多重要药物的储备,特别是在穷国。

高药价还与高成本有关,这种高成本有时是误导性的、非理性的或者有害的市场营销实践开支所导致的,这是由于药物开发者鼓励在所有适合的地方使用这些药物。

最后,利用产品价格作为一种激励导致了对新药的过多投资,但是相对现有药物只产生了较少的增量收益,而开创了治疗新途径的产品获得的回报较少。

伦理困境

对于一个能够有效地奖励那些改善卫生保健结果、而不会导致获取药物方面的分配和伦理困境的产品的激励系统,它最好利用奖金而不是价格。

理论上,如果把奖金作为一个分隔创新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计划的一部分加以实施,它可以在所有重要的政策领域支配价格。

世界卫生大会在2007年5月承认了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当时它敦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鼓励制定新的激励机制,解决“研发成本和药物价格之间的联系”。

对于抗生素,一个支付现金奖金的奖励系统可以利用类似于为股票期权估价的经济学模型、盘存和其他财政手段来评估新产品的价值。评估一种新抗生素的价值将不仅仅考虑它在专利期内的使用,而是把它视作治疗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疾病、症状或者抗药性问题所需的进展中的产品组合的一部分进行评估。

甚至在当前消费是零或者接近零的情况下也可以支付奖励,只要这种新产品可以增进治疗项目的安全和持续性。这些定价模型不需要很复杂。对在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注册的具有有用耐药特性的新抗生素,一大笔简单的现金奖金,再加上有竞争力的仿制药生产,将会比20年的市场营销垄断对抗生素的理性经营更具经济激励作用,垄断营销只有在成果转变为高价销售的产品的情况下才有价值。当然,手段还可以改善,但是即便是这样一种简单的起点,也可以改善现状。

从垄断转为用奖金回报创新的转变无疑可以造福疫苗开发。如今,疫苗开发者为强有力的专利保护而战,从而确保投资得到大量回报。但是专利系统对于疫苗开发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它可能成为利用技术的一个障碍。

人类乳头瘤病毒(HPV)疫苗的开发已经放缓,而且它的效果也比预计的减弱了,这是由于它的研发陷入了一个复杂的专利境地。如果是奖金而并非市场营销垄断的力量决定了创新的回报,那么疫苗开发者就会选择让新疫苗利用发明更容易的专利系统改革。患者将从竞争和疫苗本身的更低价格中获益,而社会将从疫苗更高的利用率中获益。

最后,一些更小的机构已经表示了对开发一个奖励药物研发早期阶段的奖金系统感兴趣。

 

特别是,它们提出了一个奖金系统,用于奖励达到产品开发标准的成功,这包括相对早期的I期或II期临床试验。这样的系统可能对于取得商业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领域非常重要,它们从早期产品研发工作可以获得重要利益、但是在资本市场无法良好运作。那些最终没能获得FDA批准的产品的试验常常包含了有用的信息,而且可能成为理解生产下一代更好产品所面临的科学和工程挑战的重要铺路石。

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或者需要找到方法评估这类阶段性成功的价值,或有需要有手段鉴别出拥有资源和资格进行这类评估的中介机构。这恰恰是今天政策研究的领域。

James Love是知识生态学国际组织(Knowledge Ecology International)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