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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不能只建立在科学证据上

我毫不犹豫地支持一种观点,即在决策过程中,所有人都应该避免选择性地使用科学证据或其他分析证据从而证明预先选定的证据的做法。证据明显表明,深深植根于客观证据的政策更有可能在实践中发挥效果并提供预想的成果。

但是我在今年的世界科学记者大会上的轻松的评论——这一评论促成了你们在《基于政策的证据的诅咒》一文中的主题——是对来自两年前我的思想的一个简单描述。那是在我被任命为英国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之前,也是在我拥有直接与英国政府工作并为英国政府工作的经验之前。

让更好的证据进入决策的过程是一个历程,而非目的地——在英国,这个历程已经有了大幅度的进步。

例如,如今我们在英国政府的所有主要部门中都拥有了(或将要任命)首席科学顾问——主要是权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此也就把世界级的科学和工程证据放在了政府决策的核心地位。这是受到了来自社会研究、运筹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界同样资深的同行的作用的推动,这些同行在政府内部都受到了专业界的支持。

我们也正在改善学术界与英国的决策者之间的信息流动。我的10点行动方案回应了英国科学技术理事会在其《学术界和政府如何合作》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实施这些行动将改善政府与学术界之间的联系,因此也就改善了进入决策过程的证据和建议的流动。

自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调查牛海绵状脑病开始,英国政府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它要求和接收科学证据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包括传播与建议有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让科学记者和公众可以根据基于证据的政策而非基于政策的证据做出自己的判断。

英国政府的各部门如何使用科学和工程证据将仍然是我的科学与工程保证评论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2002年7月的《政府科学、工程与技术战略》首先提出了需要这样的评论报告从而为在政府各部门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时候使用科学和科学证据提供外部审查和基准。

到2011年,我将完成对所有政府主要部门的评论报告,而这些报告之后还有带外部审查的自我评估。

设想科学证据是政界人士在决策过程中将要或者应该考虑的唯一因素,这是不切实际的,说实话,这也很幼稚。科学证据应该与来自其他分析学科的互补观点进行调和——例如,科学必须与经济学和社会研究进行平衡。

比如,科学可能提到了一种医学干预手段的收益,而经济分析可能认定它并不具有成本效益,而社会研究可能提出存在患者的阻力,而接受程度将会很低。

英国的大麻分类问题充分表明了现实世界的情况。向英国内政部提供良好的科学证据从而为它的关于毒品分类的政策决策提供信息,这是至关重要的。我的职责是确保这一过程,而且众所周知我同意药物滥用顾问委员会的主流观点,即大麻不应该重新分类。

但是当进行决策的时候,科学只是部长们考虑的因素之一。我们对于内政大臣充分考虑这一科学建议感到满意,但是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她也应该考虑到更广泛的问题的证据,诸如对卫生的长期影响、公众意见以及管理优先级的需求和后果。


John Beddington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