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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物种保护研究人员更多的发言权

又是个老套的故事。一个为期三年的研究项目步入最后环节,专题研究小组获得成功,论文业已发表,召开了公布研究成果的国际会议,研究报告也放到了决策者的办公桌上…然后报告就一直躺在桌上收集灰尘,最后的命运就是被搬到一个堆满了类似报告、挂着“图书馆”牌子的地方,再无下文。

相关政策研究遭受如此“礼遇”是许多科学家最不愿看见、却不断出现的一幕,发展中国家尤为多见。发展中国家科学对政策过程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

问题如此突出,以至于全球环境基金(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上周特意在摩洛哥赞助召开了一个会议,向生物多样性研究人员传授如何让权力中心重视他们的秘诀。全球环境基金是专为发展中国家环境项目提供资金帮助的联合国机构。

与会者在拉巴特酒店里度过了兴奋的三天,终于明白了影响政策过程绝不是仅靠一个模式或规则就能解决的,适用于某个国家的方式在另一个国家就未必奏效。能否赢得决策者的关注,通常不只依靠问题是否与国计民生有关,更多则是由决策者个性、政见和特定的政治环境决定的。

三天来,“拥有影响力必须首先拥有政治智慧”这一议题尽管引起了争议,却成为会议永恒的主题。据此,研究人员必须要研究政治家如何决策,要优先研究政治或国际事务,要学会用政治语言进行交流。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马来西亚代表团前团长阿都·哈密·扎克里先生认为取得政治家的信任才是关键,说穿了就是挑政治家喜欢听的说。要让政策制定者更加认真地对待生物多样性问题,扎克里建议研究人员尽量避免或者少强调人类活动加剧了物种灭绝,而要多宣传生态旅游和生物探勘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经济效益。

“这才是政策制定者想听的”他说,“如果你把焦点放在描述世界末日上,你就会失去他们。可是一旦你取得了决策者的信任,就可以跟他们讨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安全等等其它事情了。”扎克里目前是位于日本的联合国大学高等研究所的理事,他还认为引起经济规划部长的关注和得到环境部长的重视同样重要。

总部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助理总干事阿尔伯特·沙逊(Albert Sasson)大体上同意扎克里,但争辩说生物多样性可以致富的观点容易误导一些国家。他说,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中只占了很小的份额,世界上最畅销的药物也并非来自于药用植物。 “不能对政治家说这些,否则你会愚弄他们、让他们误入歧途的。”

沙逊有个与众不同的“处方”。以他的经验,如果科学家能够论证保护生物多样性、食品安全和社会凝聚力之间的联系,政策制定者自然会转向生物多样性保护。他还举例说明政治家必然被这样的观点所吸引——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允许小农继续留在土地上劳作而不必涌入已经过度拥挤的城市。“现在不进行保护,明天卡萨布兰卡的郊区就会变成贫民窟。”

第三种观点来自于国际植物遗传研究所内罗毕办事处(the Nairobi off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nstitute)的一个科学研究员迈克尔·格鲁木(Mikkel Grum),该研究所是世界银行资助的国际农业研究咨询集团(Consultative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成员之一。格鲁木说他发现政策制定者对于他们从开始设计阶段就介入的那些项目更加关注。“他们不喜欢已经最终形成结论后才被告知去执行。”

在群众中对有望可行的项目进行初步调查,形成基层的意见,然后把资料提交给政策制定者来证明该项目不仅是那些相关者想要的而且是必要的,这一做法也至关重要。 格鲁木说另一个秘诀是和致力于发展的组织交朋友。“谁有好办法谁就能赢得政策制定者。”

与会者在会议中学到了一些如何拥有更多发言权的宝贵的实用操作,而不是如何从国际捐助人那里为生物多样性研究筹集更多资金。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即使代表们在国际机构应该优先研究哪些项目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但“拥有政治智慧”仍旧是这天最压倒一切的主论题。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环保部门的唐纳德·布朗建议与会者多多关注那些最终影响能否获得国际融资的全球环境事务发展。他举例道,探索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项目对于捐资人最具吸引力。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全球环境基金科学委员会(GEF’s Science Council)的秘书克里斯·惠利(Chris Whaley)说,对一个项目而言,拥有国际合伙人或赞助人通常是吸引政策制定者和权威人士“上船”的有效途径。

并非人人都同意这个办法。几个代表指出国际援助资金自身也存在问题,主要是项目开始三五年后正要显现成果的时候,捐资人却往往有趋势“拔掉插头”停止拨款。还有许多抱怨批评国际援助项目不注重培训当地工作人员,一旦国际专员撤离就会出现无人接管的局面。

这个会议是全球环境基金在其资助的一个为期三年的项目进入尾声时召开的,该项目在干旱国家进行50个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例研究。第三世界科学组织网络(The Third World Network of Scientific Organisations)负责协调,并已出版成书《干旱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Conserving Biodiversity in Arid Regions)。 许多案例研究者出席了会议,该项目协调员约翰·里蒙斯(John Lemons)是美国缅因州新英格兰大学环境研究教授,希望这些案例研究这能带走如何与决策者和捐资人更好地沟通、如何使筹资策略更为有效等宝贵经验。

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the Florida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at 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理事莱昂纳多·贝里(Leonard Berry)概括了会议的整体倾向,他说不论喜欢与否,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除了钻研并达到捐资人和政策制定者的要求之外别无选择。

“福特、洛克菲勒等基金会发放博士奖学金曾是我们的美好时光,可惜我们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在肯尼亚和苏丹工作的贝里说,“现在,你不得不调整在现实融资程序中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