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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发展权的一部分而获取科学

获取科学以及平等地分享其收益是一个普遍人权,和水权、公正权甚至生命权一样是不可分割的。

至少这是联合国1966年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ICESCR)赋予科学的地位,该公约陈述了所有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在法律上保障获 取科学是一个强有力的观念,特别是当应用到发展问题的时候,在发展问题中,有如此之多的领域——包括农业、卫生保健以及信息通信技术——依赖于获取科学进 展。

科学还能够用于保护其他基本人权,而且已经被用于监测和尝试防范冲突中的侵犯人权事件

但是这项权利是如何在全世界贯彻实施的?谁在推动获取科学的基于权利的议程?为什么国家决策者没能使用一个基于权利的议程让民众获得科学?

一个国际举措

ICESCR提供的这个基础可能帮助形成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发展政策,与对获取科学形成威胁的许多情况做斗争。例如,期刊成本和专利可能给信息标价,让更穷的社会无法负担得起。

但是尽管人权方法有这种潜力,它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仍然是模糊的。而且许多政府仍然不相信究竟如何使用人权角度才能改善对科学的获取——甚至是在政治上有可能实施的情况下。

为了解决这些担忧并制定出坚实的原则从而指导政策,政府和科学组织一直在探索在实践中科学权意味着什么。联合国及其机构——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深入参与了该领域——尝试制定一个让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法律框架。

"只要用一个伦理框架适当地建设科学,它就能够对人类需求、利益和价值做出必不可少的积极贡献,"UNESCO的伦理与全球变化部门的John Crowley说。"从人权角度审视科学的获取,这恰好给了我们这样一种框架。"

通过两个由平行工作的独立专家组成的顾问机构,UNESCO正在探索科学权如何放入国家和国际政策中。

Two boys helping to transport water

当传统的水过滤方法可能更有影响力的时候,把昂贵的纳米技术带给村庄是一个积极的举措吗 ?

Flickr/Oxfam International

这些机构——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IBC)和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COMEST)——通过UNESCO的执委会、大会以及各种利用UNESCO作为讨论论坛的政府间机构为成员国提供咨询。

IBC关心的是卫生保健领域出现的问题,诸如获取药物,而且正在拓宽它的视野,从而审视应用新兴生物医学技术可能带来的边缘化和歧视的可能性。COMEST负责ICTs、纳米技术带来的问题,以及诸如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带来的伦理担忧。

付诸实践

获取科学的人权方法已经在某些项目中使用了。

COMEST的秘书Crowley说,气候变化严重依赖于科学描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是气候变化如此复杂,以至于只有少数科研中心有能力正确地研究它。

他说,由于包括西非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地区的资源不足,它们基本拒绝了获取和产生科学知识的权利。

正在调查这个问题的COMSET确定了由于获取科学信息是一个人权,发达国家有一种伦理义务,去改善这些数据的可利用性并且增加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更穷的国家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的能力。

在2010年COMSET发表报告《气候变化的伦理意义》——它把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变成了一种正式的伦理责任——之后,UNESCO已经 开创了一系列的项目从而加强西非的区域合作。其中一个项目是西非沿海地区适应气候变化项目(ACCC),把佛得角、冈比亚、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和塞内 加尔的代表召集到一起从而讨论海平面上升和海岸侵蚀等气候变化问题。

UNESCO还在支持一个由世界气象组织领导的把发展中国家的用户和来自长期天气和气候信息的气候变化服务连接起来的过程。

IBC也有一些独立的举措,通过在2005年制定《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的时候担任中心角色,它已经对建立生物伦理的国际标准做出了响应。

这份宣言包括了ICESCR公约的精神,要求普遍地获取卫生保健进展、诊断和治疗技术以及科学信息,并且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责任,去鼓励政府考虑科学的人权。

Solar panels being installed

人权具有象征价值,可以帮助召集关于获取科学技术的行动

Flickr/Solar Electric Light Fund

UNESCO自此以来已经着手增加这种观念的影响力,方法是培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生物伦理委员会和区域网络,这些国家把2005年《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作为指导方针。

正确类型的科学

但是正如获取科学有改善生活的巨大潜力,如果不加以负责地管理,它也可能造成伤害。

IBC主席Stefano Semplici说,必须保护人们不受新进展的"黑暗面"的伤害。Crowley也敏锐地指出目标不是简单地改善对科学的获取,而是改善对正确类型的科学的获取。

例如,他问道,当传统技术可能有更大的影响力的时候,把昂贵的纳米技术水过滤器带给非洲农村村庄是一个积极的举措吗?

UNESCO知识服务部门(KSD)的一个项目专家Bhanu Neupane告诉本网站说,使用人权视角能够极大地激励人们为他们的科学权而战。

在着手改善人们获取科学的同时,他已经看到了如何通过把科学标记为一种人权从而创造出一种授权感:"人们如今采取行动为他们的权利而战。"

实施的障碍

Neupane承认人权考虑如今是联合国活动的中心,但是他认为COMSET和IBC必须让获取科学的观念更加可见和更有影响力。

"他们[COMSET和IBC]把自身限定在非常高层的工作——作为一个思维和政策的论坛。这项工作如今需要向下渗透到实施层次,"他说。

联合国粮农组织知识交流、研究与拓展办公室的Stephen Rudgard一直与UNESCO合作,他也认为缺乏一个政治框架从而把这一观念付诸行动。

有这种想法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

这种意见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科学与人权同盟7月16-17日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呼应。AAAS的科学责任、人权与法律项目副主任Jessica Wyndham说,对该领域缺乏政府领导的感受带来了一股不满的暗流。

她说:"我们尚未看到一个确保政府实现这个[获取科学的]权利的义务的强有力的全球框架。"

然而,Wyndham对未来感到乐观,她指出即便没有坚实的政策,像AAAS这样的组织——它在科学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覆盖范围——可以实现巨大的影响。

AAAS的这个项目致力于影响科学家与实施项目的发展从业者之间的对话,而且它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它组建了一系列的焦点团体并且打算进行一场全球调查。

它需要成为一种权利吗?

然而,并非AAAS的此次会议上的所有人对人权方法的实践价值留下了印象。

太阳能电灯基金会的执行理事Bob Freling在此次会议之后发言,他告诉本网站说权利具有象征价值,可能帮助召集各国政府应对关于获取科学和发展方面的关键问题。

他说,但是在提供发展解决方案的问题上,政府和援助机构远远更多地受到了获取科学的影响力的实际案例的影响。

Wyndham承认,这一观点在基层的发展实践者中普遍存在。她说,"科学权"的对话仍然很年轻而且尚未向下渗透到重点放在实践解决方案的更小的组织中。

然而,Crowley认为基于权利的方法是实践行动的一个强有力的基础,这提示有可能用已经存在的原则向前推进。

Crowley说,然而,如果这种方法要在政治层面上发展,UNESCO将扮演中心角色。他说,尽管诸如AAAS等科学组织正在从事一项绝好的工作,它们缺乏在它们的成员之外显著影响政策的影响力。

他说:"实现政治共识是很难的,但是一旦实现,它就获得了很多影响力。"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其他人谁也不会这样做。"

本文是'把人权、科学以及发展联系起来'专题聚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