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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战胜全球饥饿的革命

上周,全世界悼念了Norman Borlaug的逝世,这位农学家被誉为通过推广高产作物品种从而拯救了数以十亿的人们的生命。

Borlaug在确立粮食安全方面的成功——这被称之为绿色革命——出现在这颗星球的人口远远少于今天的时候。当他在197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这是他获得的许多奖项之中的一个),全世界的人口是37亿。到明年,它将达到70亿——而Borlaug是首先认识到需要用新策略应对粮食资源的压力剧增的人士之一。

随着人们继续称颂Borlaug的功绩,一个对于解决世界的饥饿问题至关重要的国际网络组织即将对其运行方式进行深远的改革。

国际农业研究咨询组织(CGIAR)已经是为了穷人的粮食安全研究的骨干组织。但是没有重大的改革——把研究与其应用连接起来;消除低效率并提高资助——一些利益攸关方和业内人士担心它可能无法实现其目标。

但是它的以新的方式协调农业研究的方案并非没有争议,它呼吁使用新的联盟方法和一个中央基金,以及研发的“大项目”。

从乐观到挑战

CGIAR——它本身是在20世纪70年代绿色革命的乐观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目前它的网络拥有15个中心,包括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和在墨西哥的国际玉米与小麦研究中心。超过3000位科学家在成员研究所中工作。

正如2007年上任的CGIAR秘书长王韧评论说:“我们在促进全球粮食安全和减贫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但是这些中心无疑还可以在解决全球挑战方面做更多的事情。”

这些挑战包括重新增加被削减的资助。对农业研究的公共资金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的年增长率是2.7%,在之后的20年中下降到了1.1%。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前所长、如今担任英国农业研究促进发展论坛主席的George Rothschild说,与此同时,良好的科学越来越多地被“搁置在图书和研究论文中”,而不是延伸到生产者和穷人手中。之后,还有近来显著的气候变化的影响。

王韧的提案被认为是所有的CGIAR秘书长的提案中最激进的

Flickr/IRRI

去年,当粮食安全被推到了政治议程的最顶端的时候,一份评论报告发现,CGIAR的各个中心的贡献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网络总体上的“贡献不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缺席了关于粮食危机和气候变化的关键辩论”。

改革路线图

今年夏天,在经过了数个月的幕后讨论之后,一份改革路线图出现了。该路线图的关键概念是围绕所谓的“大项目”——或者说面向发展的主题——重新集结捐助资金,解决从土壤到嘴的农业问题,而不是从事纯科学项目。

这份提案要求各中心重组,从而就这些大项目进行合作,从一个集合了所有捐助者的基金中获取资助。这将在事实上创立首个国际农业研究公共基金。

而且它还承认农业研究需要更多的资金——而CGIAR必须成为资助的更具吸引力的目标。该组织只是在最近才把收入恢复到了1995年的水平,如今它打算把它的收入增加一倍,从目前全部15个中心的5.3亿美元的年预算增加到10亿美元。

根据在2008年12月的CGIAR年度大会上通过的概要,各中心将保持其身份,但是将以联盟的方式工作,从事这些联合的专题大项目。通过合作并以集体面貌出现,它就有可能把更可靠的收入吸引到世界银行运营的一个新的中央基金中来。

这场改革应当减少低效率,诸如哥伦比亚的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的低效率,它拥有4000万美元的年预算,但是运营着大约250个小型或中型的项目。“科学家的半数以上的时间花在了写项目提案和报告上,而不是用在了通过研究获取知识上,”王韧说。“这必须改变。”

大项目占主流

尽管小型项目和“蓝天”项目将仍然有可能存在,Rothschild说研究将由大项目占据主流。这些大项目将把CGIAR的各个中心、国立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社会科学家、推广人员和农民代表集合起来,从而确保最需要技术的人们获得技术,而且让他们能够使用这些技术。

“凭借这些大项目,CGIAR正在设法把它自己摆在用研究促进发展的位置上,而不是为了自身而研究,”Rothschild说。

据IFPRI说,这样的项目所需的投资对于典型的农业研究项目而言数额巨大,但是与一般的发展援助项目相比较小。

这些大项目的选择和设计对于CGIAR的改革至关重要。一个挑战在于扩大一些中心的规模,从而让它们可以领导一个项目——这是每个中心都想要做的事情。“大项目的资助大约是5000万美元,”Hall说,“没有一个CGIAR的研究中心目前拥有这么多的预算。”

人们普遍认为,大项目将把粮食、环境、政策问题与千年发展目标的到2015年将贫困和饥饿人口减半的目标整合起来。已经制定了一份大致的清单,而且设计了几个项目纲要。但是范围、准确的目标和项目数量仍然有待确定。

糟糕的混合

向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伙伴求教的行动将继续下去,直到今年年底。但是启动大项目的许可权最终掌握在捐助者的手中,因为CGIAR的各个中心完全依赖于它们的资助。

CGIAR的资助的大约3/4来自12个捐助者,包括欧洲联盟、世界银行、英国和美国。更大的捐助者钟爱CGIAR的联盟与大项目的方法。但是其它捐助者可能更难以向这种结构提供资助。“一些捐助者由于国内的规定而无法向一个中央基金捐款——它们只能资助具体的项目。”Rothschild说。

“双边资助不会消失,” Hall承认说,“但是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一些看上去似乎很好但是并不合适的事情上面。”

但是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GIAR在印度尼西亚茂物的成员组织)的主任、密切参与了这些商谈的Andrew Bennett发出了警告。“如果你要求CGIAR考虑世界上的所有发展问题,它可能会忘记它的真实目的,也就是研究。危险在于资助可能变得更加政治化。”


农业研究面临着许多挑战,特别是毁灭性的Ug99小麦锈病

USDA/Yue Jin

负责协调咨询非政府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全球农业研究论坛的执行秘书Mark Holderness说,在发展方面,“我担心如果我们没有在更广泛的发展部门让这个过程正确运行,我们就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这完全是关于基础和应用研究的配置,”非政府组织FARM-Africa的负责人Christie Peacock说,“如果你采取这个[大项目的]道路,你可能最终得到非常差的发展项目和不可靠的研究。这是非常糟糕的混合”。

还存在其他可能的失败。在拥有4个CGIAR中心并且获得了CGIAR年度预算一半的非洲,科研机构情况不佳。

“捐助者特别希望CGIAR的体系在非洲运行。但是如果你没有火箭的引擎,你就不能使用火箭的燃料,”Bennett说,“非洲的科研机构衰退很厉害。”

FARA就这些改革问题向CGIAR提供了许多咨询,“从而确保发现并定义非洲的关键优先事项。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次他们正在倾听我们的意见。”Jones说。

而且如何评判成功?如果没有实现减贫的目标,那么要责怪研究中心吗?“我们不得不问,我们是否被要求实现一个超过了我们的资源和我们的控制的目标?”Bennett问道。

40年传统的终结

随着这些问题得到争论,进行这场改革的团队正在继续它们的工作。“到2010年3月将定义三、四个大项目,另外四、五个项目的大致概念将在下一年得到充实。”这个改革团队的成员之一、英国国际发展部的高级农业研究员Jonathan Wadsworth说。

王韧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这个中央基金将建立起来,尽管与此同时它可能影响到流向各个中心的现金流。“这明显包含一定的风险。”Hall说。

同样,到今年12月,将任命一个联盟委员会,他们的首要任务将是任命一位负责人。

有人认为最困难的部分将是让15个中心放弃它们自身的架构。一位业内人士说:“我们将仍然拥有具有自身文化的中心。你无法抹掉40年的行事方式。”

王韧承认他并没有关于这个联盟如何运作的全部答案。但是他对于中央基金更加乐观。“今年我们对15个最大的捐助者进行了一项调查——14个捐助者说它们愿意加入这个基金,尽管有一些是有条件的。”这包括在各个中心和其他国立组织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

一些人认为如果改革损害了研究质量,科学家可能离开CGIAR

Flickr/IRRI

很难预测捐助者究竟能捐助多少资金。“如果我们获得了目前CGIAR资金的一半,即至少为这个中央基金获得2.5亿美元,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改革取得了成功。如果我们达到了这一步,改革就很难失败,”Wadsworth说。

如果这个目标没有实现,联盟分裂,或者这些大项目出现了内讧怎么办?

“危险在于之后五年我们将需要另一场改革。”Bennett说。

而受害者将是饥饿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