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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权: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促进科技进步的人权举措将加强走向包容性发展的进展。但实现上的挑战仍然存在。

曾有一段时间里,有关科学和人权之间联系的辩论关注单独的科学家的困境,还有特别是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作为人也作为知识分子。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举个例子,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如俄罗斯物理学家 Andrei Sakharov成为西方人权运动抗议的焦点,热衷于把苏联政府对待批评的严厉放在聚光灯下。

从那时起,科学和人权的争论的领域已经扩大的相当广了。一个方向是利用提供侵犯人权行为证据的技术——例如,国际特赦组织使用先进的卫星图像来记录中东和苏丹地区冲突中的非法处决和对村庄的破坏。

然而一个同样重要的趋势是越来越感兴趣促进这样的想法,即享受科学知识的成果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以及如何在社会和经济发展背景里来实现它。

将目光投向人权

本周,我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聚焦新出现的想法,关于发展中的科学的作用的以人权为基础的举措所面临挑战和其潜在影响。

在一篇概括性的文章中,巴黎政治研究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巴黎中心的高级讲师、也是是项目的编辑顾问的S. Romi Mukherjee,概括了一个以人权为基础的举措,与关于科学和技术(科技)和发展的辩论相交叉

在一篇补充的特写文章中,Jan Piotrowski与一些正在寻求实现这种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的人对话,特别是在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粮食及农业组织这样的联合国机构还有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中的人。

三篇评论文章阐述了在特定的科学领域和发展议程中使用人权的做法的理由。

印度的M. S. Swaminathan研究基金会主任Bhavani R. V.,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有助于通过坚持科学的责任的承诺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在一系列问题上,从转基因作物被忽视疾病的研究。

英国牛津大学政策和国际关系教授Simon Caney概括了人权框架如何可以解决气候变化挑战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以及它们对气候政策的影响。

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一位人权律师Jessica Wyndham讨论了人权框架如何能被用来设计、实施、监测和评估发展项目,并认为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有责任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践。

没有简单的答案

从一种纯粹形式意义上理解,以权利为基础的科学发展的方法是很久以前建立的。联合国在1947年12月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包括一篇文章,申明每个人都拥有"分享科学进步及其益处"的权利。

然而,由于所有这些广泛的措辞的意图声明,巨大的差距仍存在于承诺及其实施之间。此外,对于实现从科学获益的权利所引发的问题,没有快速或者容易的答案。

举个例子,这如何与知识产权法律关系起来,明确确立将把限制和条件放在那些能获取创新的成果,比如疫苗?

由于普遍人权的想法主要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在构建在不同文化上的非西方环境中它的假设和结论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什么构成了科学的"滥用",还有谁有资格来做这样的判断?

另外,也许最重要的是,以人权为基础的科学举措加入努力中的东西是正在把科学加入到发展过程之中?

道义上的责任

这个专题聚焦的贡献变得清晰,就是发展中以权力为基础的科学方法带来的问题不是特别新的,对于这种方法甚至也不是唯一的。它们中的许多被广泛地解决了,而不必诉诸人权呼吁。

但这也表明,基于权利的方法增加了一个道德层面到这些辩论之上,这能帮助增加机构和政府的压力——也偶尔放在个人之上——来各自行动,比如,出于可持续发展的利益。

道义上的当务之急是隐含在保护和促进健康的努力之中而非其他动机,如私人利润,问题就变成了如何通过让人权的举措更明确来加强必要的事。

比如,它能提供一个手段,让政府的批评或者机构的政策能用来合法要求更多的公共获取科学的益处,还有要求反对那些被看到是滥用的(例如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发展)。

没人假装人权为基础的方法提供及时的解决方案。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特别是政治上的对立一面——比如专利方面——来自那些觉得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的人。

然而,正如我们的报道说明,这种方法有可能帮助确保包容性,以科学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模型确保科学的完整实益用途的承诺,还有保护防止其潜在的滥用。

因此,这只能是被欢迎的。

David Dickson

本文是'把人权、科学以及发展联系起来'专题聚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