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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向实现可持续性的方向前进

一个新的政府间小组不是解决可持续发展的多方面挑战的最好方式。

不管它的缺点如何,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已经让全球变暖引起了政策制定者们的注意。

它已经为气候变化整理了科学证据,而它的潜力正在用一种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们(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能接受的方式发挥着影响。尽管备受关注的错误——最近关于喜马拉雅冰川可能多快消失,但成功还是出现了。

不可避免地,这个成功使得工作组成为其他人想要效仿的榜样。

现在,利益集团和其他人正在建议六月份即将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Rio+20)应当同意建立一个新的政府间小组的需求,来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然而建立这样一个小组注定将是一个错误。任何建立一项全球可持续性共识的尝试都有可能被科学的不确定性和政治操纵所破坏。这可能因此而推迟可持续发展,而非推进。

光辉的榜样?

IPPC 的方法在弥合科学和政策间的鸿沟时具有明显的吸引力。通过建立一个明确的科学共识并基于健全研究结果的广泛范围,IPCC为构建政策来应对全球变暖及其影响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

另外因为其报告在出版前被科学和政治性质的组织都审阅过,IPCC确保其结论获得了高层的政治支持。一个独立的、纯粹的科学组织不可能实现这一点。

对于可持续发展能实现同样的目标么?可能不会。

首个问题在于授权的分歧,这个问题已经被摆在Rio+20峰会潜在协议桌面上的两个竞争提议突显出来了。

一个是被由科学界为代表所赞同的,举个例子,由国际科学理事会建立一个‘未来地球项目’。它寻求一个全球可持续性的政府间委员会,其将致力于监测那些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自然(社会)过程。

包括很多面向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其他团体,支持另外一个由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式提交的建议,即可持续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这将具有更广泛的授权——但更充满争议,超越环境保护而将可持续发展放置在一个完全社会的和经济的背景下。这将不仅确定如何来实现它,还要确定挡在前方的很多因素,包括政治的和其他方面的。

障碍和复杂性

另一个问题是运作这样一个委员会所需要的庞大的规模、成本以及运营复杂性管理。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政策平台(IPBES)已经面临到了这些问题,该平台在其多利益方的协商过程结束后的初步建议的五年之后,仍然没有充分运作。

这些障碍对于一个具备相当广泛授权(无论是监测“全球可持续性”还是监测“可持续发展”)的工作组来说可能会更庞大、更复杂。另外联合国想要负责此事的各机构之间的竞争将是非常激烈的。

最重要的是,这个问题的性质是IPCC模式为什么不合适的第三个原因。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影响是直接遵循科学分析的;我们可以用科学术语来解释什么正在发生,即使我们不能完全解释这是为什么。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不同的动物。可持续发展是什么意思、长的什么样有很多的定义。单独的科学分析不可能围绕着问题到底是什么或者为了它到底需要做什么而达成一个共识。

三步向前,而不是一步后退

那么到底怎么选择呢?三个选择在Rio+20签署的考虑范围之内,并且应是当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样支持的。

第一个选择已经包含在‘零号草案’中了,它将成立一个高级别小组来生成全球状态和地球承载能力的定期报告。这些将由联合国秘书长来协调,并在与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协商过程中进行准备。

这个小组还将负责对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方面生成周期性的科学评估(例如对可再生能源技术),所谓关键方面是由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表世界顶级科学和技术专家编撰的。

另外这个工作组将为决策者们提供建议而不是规定应该遵循什么。‘随时能用而非高高在上的’科学才是正确的模式,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其他地方。

第二个选择是提出成立全球可持续性的咨询小组,其将准备一份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定期报告。(相当于联合国环境项目生成的《年度全球环境展望》)

负责出具报告的小组应当确保发展中国家被充分地体现。而且它应当使用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广泛定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意见,而不是限制其对于自然和社会过程的科学概念的定义。

第三个选择是创建一个相对简化的科学咨询机构,也是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汇报,由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

在地球报告的定期状态、可持续发展展望以及科学咨询机构等需求上达成一致意见,可能会从Rio+20峰会上出现相对温和的成就。

但是被放到一起,对于一个寄希望于达成全球共识的新的政府间委员会来说,他们获得引领一个可行的道路的机会更大而不是任何雄心勃勃的计划。

David Dickson
科学与发展网络编辑

本文是我们关于Rio+20会议上的科学的报道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