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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坏科学'也需要放到一定的语境之中

科学记者必须帮助排除误导人的科学主张,但是不应该对文化和科学的局限性不敏感。

在过去的几年中,西方记者和评论家越来越高多地攻击虚假的科学主张,把它们揭露为“坏科学”。[1]

他们的攻击的目标从针对三种儿童疾病(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的MMR疫苗增加自闭症风险的主张,到对全球变暖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这一科学共识的否认。

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已经受到了批评。其中一些的风险相对较低,如顺势疗法药物。另外一些做法可能有更有害的后果。

例如,南非前总统姆贝基认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和艾滋病之间没有因果联系,这导致该国政府不愿意为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出资,这导致了估计约30万人死亡。对姆贝基立场的姿态的批评似乎只是让他的立场更加强硬了。

所有这些主张都需要加以争论。科学记者和博客作者在这一过程中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要让批评起作用,批评就需要有文化敏感性——而且要避免可能出现反效果的对抗。

这并不是说文化本身应该决定如何阐释科学。但是科学记者和评论家不应该忽视西方科学作为一种理解这个世界的各个方面以及改善生活质量的方式的局限性。

有效的警告

在揭露“坏科学”的时候,这个警告是清楚的:那些忽视了现代科学的发现的人们是自讨苦吃。在最好的情况下,使用坏科学可能导致浪费资源。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可能耽搁行动,例如耽搁应对全球变暖的行动,或者耽搁防止人们患致命疾病的行动。

这类警告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任何推广决定应该尽可能地建立在最好的现有科学证据基础上的观念的社会也必须有能力区分好科学和坏科学,从而判断哪些是现有的最好的证据。

但是做出这样的区分可能看上去主张了西方科学对包括传统知识及其所基于的信仰体系在内的其他形式的知识具有优越性。而这可能被人们认为是为了深化西方国家(常常是前殖民大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其中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在上一个十年之初尼日利亚北部对脊髓灰质炎免疫接种运动的反对。穆斯林政治领导人的论点是这种由西方制药公司生产的疫苗被用于暗中减少男性的生育能力——因此也就减少了人口增长。

他们的信息如此有效,以至于这场免疫接种运动戛然而止。其后果是这种疾病的传播延误了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的工作。这个经验是一个令人冷静的提醒,即:即便科学是正确的(或者说是“好的”),它也可能不足以确保它的有效使用。

文化背景

公共卫生专业人士需要对他们工作的文化与政治环境敏感,特别是对可能导致坚实的科学证据被拒绝的因素敏感。

例如,科研人员只是在最近才发现热带病Buruli溃疡是由一种细菌导致的。缺少了医学解释,人们常常认为它代表了一个村民对另一个村民的诅咒——因此患者常常在传统上隐藏起来。在规划这种疾病的预防策略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这样一种信仰。

这些例子阐释了怀疑论者面临的风险。怀疑论者不满于“坏科学”可以轻易地推销给容易受骗的人群,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指控某些人相信某个具体的说法是幼稚或顽固,这不太可能改变他们的思想。

毫无疑问,揭露这类说法的缺陷是重要的。这可能包括了强调它们缺乏能够经受严格的科学调查的可靠的有效性证据。

科学记者及其在博客界的同事最适合帮助这一任务。他们不仅有责任解释新的科学发现的重要意义以及潜在的影响,还有责任要求可疑的主张接受科学验证。

力量与弱点

.但是和其他怀疑论者一样,科学记者需要发展出对他们所在的文化环境的一种敏感性。这可能意味着超越一篇文章的标题事实——诸如尼日利亚北部拒绝脊髓灰质炎疫苗——从而揭示出它们背后的社会与政治因素。

它还要求记者了解科学方法的力量和局限性。科学方法的力量在于区分可靠与不可靠知识的实验技术的可靠性,这是“好科学”与“坏科学”之间的关键差别。

然而,科学方法的弱点在于它鼓励了一种自恃,即现代科学被认为是可靠知识的唯一来源——并且低估了传统知识的应用。这些传统知识可能服务了社区达数个世纪或者在科学提供的见解有限的地方提供了另一种见解。

揭露和清除“坏科学”的能力应该成为所有科学记者技能的一个关键部分。这需要理解如何测试主张的坚实程度的(例如,通过新药的对照实验)。

但是一些针对科学本身的怀疑主义也应该成为这种技能组合的一部分。这应该包括在没有仔细检查以科学的名义说出的一切(即便是著名科学家说出的)之前不去接受它。

David Dickson
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主编

References

[1] Badscienceblogs (2001)
[2] Bad Science (Guardian,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