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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需要更好地理解科学

乌干达的一份报告提出,决策者对科学技术的兴趣正在增长。但是他们需要支持从而把兴趣转化成行动。

倘若在科学证据和决策之间有一条容易的道路的话,上周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 17)本来肯定会反映了科学共识并且形成了一个关于削减碳排放的立即步骤的明确的全球协议。

但是,正如这些急躁的辩论表明的,现实世界并不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科学家和政界人士在不同的认识论框架下运作。这常常意味着对于一个团体必须采取的行动对于另一个团体而言只不过是一个可能的——而且并不必然是可取的——前方道路。

在发达国家,人们常常把证据和决策之间的鸿沟归咎于诸如经济或政治的自我利益等因素。例如,对于全球变暖这个例子,绝大多数持续质疑这些科学证据的人生活在因为削减碳排放而遭受最大损失的国家(诸如美国)。

相比之下,在发展中国家,在政策讨论中没能采纳科学证据通常是由于不熟悉科学方法或者不熟悉其重要意义及其局限性。

这些国家的决策者不仅需要了解与他们面对的讨论有关的科学知识,还要了解这类知识与其他来源相比的状态、有效性和局限性——不论是来自同事的轶事还是媒体描述的政治现实。

来自乌干达的教训

最近由乌干达国会、乌干达科学院与英国国会科学技术办公室(POST)合作发表的一份关于国会如何处理与科学、技术与创新有关的问题的报告凸显了这些问题。

对国会成员和他们的工作人员的访谈再加上对辩论和国会简报的研究勾勒出了一个好坏参半的图景。

积极的一面是,这些访谈显示了国会议员对科学技术(S&T)的“广泛的乐观态度”。超过90%的人表达了对这些话题的兴趣,2/3不仅希望开展更多的关于科学问题的辩论,而且希望这些辩论应该是基于证据的。

正如乌干达国会科学技术常设委员会主任Obua Denis Hamsom上个月在伦敦的英国国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我们都认识到了在这个新千年里应该采取基于政策的决策”。

有待完成的工作

.但是即便这种愿望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迄今为止的成绩却不多。该报告发现,科学相关问题在国会辩论中很少获得关注,这种辩论的出席人数不多,很少有国会议员认为科学技术与他们的选民的生活有关。

该报告还凸显了缺乏相关的信息,国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很难获取国内外的科学信息源。在一些情况下,国会议员很难区分可靠和不可靠的科学证据。

据参与该研究的一位POST官员说,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对国会辩论的一项分析。该分析显示事实错误的陈述没有被人们质疑,诸如“没有证据表明DDT导致了有毒效应”以及“80%的乌干达女性患宫颈癌”。

某些国会简报文件写得很好,但是另外一些就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后者的参考文献很少,屈从于个人偏见而且忽略了权威国际来源的关键证据源,诸如世界卫生组织和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缩小鸿沟

这份报告的经验教训是重要的,它不仅仅对于乌干达是重要的。好消息在于国会议员似乎已经接受了科学技术可以对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观念,这个结论也反映在了发展中世界的其他部分。

但是它揭示出来的他们对科学的乐观态度与把它转化成实践的能力之间的鸿沟必定会让人们考虑如何弥合这种鸿沟。这不仅需要熟悉科学证据,而且还需要对其能力和局限性有批判性的了解。

在过去的两周里,其中一些局限性已经在德班得到充分阐明。实现一个可持续世界所需的根本变革的理由不能仅仅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这个目标只有在坚实的科学加入到认识到科学之重要性的政治议程中才能实现。

但是那就意味着国会议员和其他决策者需要学习有效地使用它——而这需要更熟悉科学知识的本质。

乌干达报告的主要建议之一是应该向国会议员提供“信息素养”和科学方法的训练。另一个建议是应该对决策实际使用的科学研究的质量加以评估——因为良好的政策只能建立在良好的科学的基础上。

在一个科学知识常常过于被视为科学专家的领域的世界,这两个目标可能是雄心勃勃的。但是,正如乌干达报告所指出的,如果要实现科学对可持续发展的全部贡献,它们就是关键。

David Dickson
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主编

链接到报告全文和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