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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科学记者面临的下一个挑战

政府控制科学传播的企图与公众对责任的要求相冲突,而记者必须抵抗这种趋势。

直到不久之前,不信任一直是阻止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与记者交流的最大障碍。科学家担忧——这常常是有理由的——他们的话会被不理解技术细节的记者错误地引用。

这导致了他们甚至常常不愿意接受采访。“自己去读读我的论文吧”常常是科学家对寻找关于他们的工作的信息的记者的回答。

幸运的是,这种情况如今正在改变。科学家正在变得越来越愿意走出他们的象牙塔。例如,在马来西亚,作为资助合同的一部分,科研人员被鼓励更多地谈论他们的研究及其意义。

反过来,记者的方式也正在变得更加专业,这受到了世界科学记者联盟的SjCOOP培训项目等项目的支持。

但是传播面临的旧障碍正在被新的障碍取代,也就是政府和机构控制传播过程的内容的举措。这是上周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非常成功的世界科学记者大会上的关键信息之一。

随着记者增进他们的寻找“新闻背后的新闻”的技能,政府和研究机构回应的方式是为那些正确地认识到他们的作用不仅仅是撰写新闻稿或官方声明的记者设置障碍。

科学记者面临的挑战是对抗这种趋势,这种趋势与公众对透明度和责任的要求产生了直接冲突——社会媒体的越来越流行更加推动了这些要求。

拒绝访问

应对从气候变化食品安全等如此之多的全球问题的时候需要建立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之上的决定,而科学知识的产生、使用和传播方式中的透明度和责任是关键。

科学记者在确保正确决策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他们还能够帮助消除妨碍科学信息的透明使用的障碍,例如,通过强调他们获取信息的要求被拒绝的情况,或者通过要求法律让透明度成为公共资助的一个要求。

悲哀的是,上周会议的与会者听到了记者在工作的时候被拒绝接触科学家的几个例子。

例如,《科学》杂志的亚洲新闻编辑石磊告诉与会者说,中国云南省的政府官员如何阻止他与研究一种尚未得到解释的疾病——称为云南不明原因猝死——的科研人员交谈,即便他已经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

还有其他国家的记者的更多故事。在埃及,记者被告知不要直接联系科学家,即便他们拥有准确报道的历史。

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几位科学记者报告说,在海啸袭击日本东北沿海地区之后,他们在从日本政府那里获得关于福岛核电站的破坏情况的技术信息方面遇到了困难。

在加拿大,引入了新的规则从而限制记者接触政府科学家。记者Margaret Munro说气候变化科学家不再能自由地与媒体交谈,并且给出了记者在获准采访之后,他们的采访被新闻官记录下来的例子。

新闻自由

出于国家安全的可信理由而施加的限制明显是适当的。当商业机密面临威胁的时候施加的限制也是适当的。

但是让那些可能批评政府政策或者报告的发现可能让政府官员难堪的科学家闭嘴的企图是另一个问题。

包括石磊在内的多哈会议的一些发言者提出,记者可以通过避开官方传播渠道(如新闻官)而直接联系科学家从而应对这些限制。由于有了电子邮件和电话,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实现。

然而,这是一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它可能提供记者寻求的信息,但是它让科学家面临风险,特别是当科学家被正式要求不对媒体说话的时候。而且它可能只会加剧科研机构、政府机构和报道它们的活动的科学记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个长期解决方案要求政府认识到它的全部事务——包括它们的科学家的工作——对于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有效运作具有关键作用。新闻界也必须认识到它有明智地使用这种透明度的责任。

而且科学家可以帮助寻求取消他们所在的研究机构内部和在政治层面上的过度限制的记者。

上周的会议从开罗转移到了多哈,这是由于近来埃及动乱的持续的不确定性。与会代表不断得到提醒,即让Tahrir广场上的抗议者联合起来的是埃及政府对更大的责任的普遍承诺。

也要想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为了对新闻自由的宝贵承诺而斗争了好几个世纪,这种新闻自由有助于让更大的责任成为可能。

下次会议将在两年后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用组织者的话来说,它将包括了对“关于启蒙时期的批判性质疑的观念和公众领域”的全世界科学记者工作的探索。

这将是探索政府尊重科学信息的自由流动对科学记者的重要程度的更大细节的一个绝佳机会。它还将是仔细考察妨碍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压力以及反抗它所需的步骤地一个机会。

David Dickson
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