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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在阿拉伯国家实行科学外交了

美国总统上个月在华盛顿特区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讲话中重点提到了需要促进基于科学的技术从而“保护我们的地球并为我们的人民创造出无数新的工作”。
 
他的话不仅对于美国具有重要性,也对于阿拉伯国家具有重要性。
 
阿拉伯国家如今正在开始研究如何在这些地震般的政治变革之后促进政治稳定性并且恢复他们的社会制度。这些变革部分是由于青年失业率高推动的,在过去的几周时间里,变革横扫了这个地区。
 
有很好的理由持一种乐观态度,即在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家从专制统治到真正的民主统治的转变将有助于科学的繁荣。
 
这些国家的科学界都已经对抗议者的要求表达了广泛的支持。获得诺贝尔奖的化学家Ahmed Zewail已经被任命为代表抗议者进行谈判的贤达委员会的成员。
 
这些国家如今有机会使用它们的全部潜力去建设现代知识经济
 
但是它们凭自身的力量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际社会的知识。而且这是科学外交——一个近年来获得支持的观念——可能起作用的地方。
 
确保真正的伙伴关系
 
之前我曾提出,科学外交——使用科学合作作为国际外交的工具——有一个关键的弱点:它永远无法替代政治主动性,尽管它的支持者有时候认为它可以替代。
 
没有什么比2009年奥巴马在开罗演讲之后缺乏任何重大进展或实质性的影响更能表明这一点,在那次演讲中,他公开倡导使用美国和穆斯林国家的更紧密地科学接触作为一种“软外交”的形式。
 
但是科学外交为两国(或更多国家)提供真正的科学伙伴关系的基础可能是很宝贵的,特别是在这类关系可以让这些国家分享技能和经验的时候——例如通过联合教学或科研项目。
 
当然,这种方法的危险性在于更强的伙伴可能导致对科研项目的规划或实施等方面的主导。
 
而且与发达国家的伙伴合作不应该破坏建立区域项目的尝试。北南伙伴关系常常是让当地科研界达到生存下去所需的临界质量的唯一方式,但是这些伙伴关系不能替代地方能力。
 
科学伙伴关系的优点在于技能共享能够帮助各国得到可能很宝贵的科研成果,同时增强它们的产生更多成果的能力
 
反过来,如果技能共享出现在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中,它能加强一个充满活力的知识经济所依托的平台。
 
为了所有人的利益
 
西方国家可以使用科学伙伴关系帮助阿拉伯国家在未来几个月恢复政治稳定性。
 
如果以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精神加以运作,这可能为促进科学与创新打下基础,同时又不会让发达国家被指控为仅仅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这样做——尽管这无疑是一种可以造福双方的情况。
 
发达国家的政府应该支持它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与阿拉伯国家的类似机构结成建设性的联系。这些国家获得的支持越多,它们建立可行的知识经济的立场就越强。
 
这样的经济——以及它们满足包括工作在内的社会需求——越强,阿拉伯国家就越不容易落入专制或军事独裁。
 
这类项目必须不能忽略建设科学传播的能力的必要性。这是任何致力于确保科学证据和科学知识都有效整合到民主的决策中的策略的必要组成部分。
 
一个独特的机会
 
许多观察家指出,仍然在震撼着阿拉伯国家的公民主导的抗议运动的灵感大部分来自一个鲜为人知的美国学者兼和平主义者Gene Sharp。他的文章被青年人广为传阅和接受,特别是埃及人和突尼斯人。
 
鲜为人知的是Sharp本人的灵感大部分来自于最早的“科学外交人士”之一——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终生孜孜不倦地寻求用科学帮助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方式,同时防止世界被科学的某些毁灭性的产物(例如核武器)毁灭。
 
当一些国家发现它们处于所谓的后冲突情况下的时候,有效的科学外交对阿拉伯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前景从未如此强烈。
 
如今取决于全世界的科学界用更好的伙伴关系与合作抓住这一机遇。
 
如果这个机遇被浪费了,帮助建立爱因斯坦设想的更好的世界的一个独特机遇可能失去——而且实现它的工作将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困难。
 
David Dickson

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