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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家应该积极面对媒体

导致 IPCC在“气候门”的失败的不是科学,而是不良的传播。尽管如此,记者和研究人员之间的门必需畅通。

两个月前,正在准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下一次全球评估的气候科学家收到了来自该委员会的主席Rajendra Pachauri的一封概述了如何与媒体打交道的信。

他承认在最近媒体对IPCC的工作感兴趣之后,媒体很可能仔细地质疑科学家的工作以及IPCC本身。但是当谈到后一个问题的时候,Pachauri说:“我建议你们与媒体保持一定距离。”

在这种说法被公开并受到广泛批评之后,Pachauri说他“用词不当”,不能反映IPCC的政策。他写道:“在气候科学家的工作正在被仔细审视的时候,关键在于我们促进与媒体和公众的清晰而公开的交流。”

但是对他最初的话的担忧不仅反映了关于气候变化科学的可靠性的敏感性,而且还反映了报告气候变化科学的方式的敏感性——以及它需要的科学家与记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键在于,为了加强这门科学,不应该对传播施加过多的限制。

限制损害

这种敏感性反映了去年对英国东英格兰大学气候研究组的科学家的指控对该委员会工作的信誉的损害。一些人指控这些科学家隐瞒了一些信息,后者担心这些信息可能破坏关于不断增长的全球变暖的科学共识。

之后,调查发现那些涉及所谓的“气候门”事件的科学家没有任何科学不端行为。各种调查证实了这种共识背后的科学是可靠的。

但是这些调查也证实了一些科学家的行为——诸如删除一些适用于信息公开规定的电子邮件——反映了他们缺乏开放性。

这种情况再加上IPCC报告中的相对较小但是被广为批评的错误,已经削弱了IPCC在总体上的建立共识的过程的信誉,而且导致了对其运作方式的可能的反思——包括它的媒体政策。

传播是关键

国际科学院委员会际科学院委员会(IAC)成立的一个评议委员会刚刚发表了关于IPCC如何恢复其工作的信誉的建议。

它得出结论说,IPCC的管理结构需要根本的改革,从而把它的运作建立在一个更可靠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把它抛给科学界和兼职的职位。

IAC还指出,关于IPCC的发现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如何发现气候威胁而引起的,而是由于传播的方式而引起的。

它给出了关于如何帮助媒体改善对围绕着气候变化预测的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的报道的几个建议,这并不容易,因为媒体更喜欢把重点放在已经确定的事实(或者对它们质疑)。 

提供科学论文的原始发现的准确概述是一种相对直接的方法,特别是一篇论文伴随着来自期刊和/或参与的科研机构的一篇新闻稿的情况越来越多。

更困难的是促进对发现的平衡的解释,因为任何新闻稿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偏爱提供新闻稿的机构或组织的利益。这也同样适用于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为了讨论和准确呈现科研发现及其意义,记者与科学家之间需要深度接触。

守门员可能关上门

但是IPCC如今看上去正在通过监管科学家与记者之间的联系从而考虑加强对阐释其工作的控制。Pachauri在他最初的评论中可能走得太远了。但是他的澄清——他其实是提出关于IPCC的工作的任何评论都应该通过IPCC本身发出——传达的即便不是不信任,也给人一种警惕的印象。

一个佐证:当我们让本网站的撰稿人Alex Abutu联络任命进入IPCC工作组的非洲科学家的时候,一位IPCC媒体官指出,联络参与IPCC的科学家的请求应该“通过媒体与传播组”。而且在所涉及的科学家接受了如何与媒体工作的培训之前,不会提供任何细节。

正如纽约时报的气候变化记者兼博客作者Andrew Revkin指出的,这种方法在发达国家可能有效。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缺乏对记者与科学家之前的联系提供制度支持的传统——它其实可能会扩大两者之间的鸿沟,特别是在科学家得不到媒体培训的情况下。

值得赞赏IPCC下决心采取必要措施从而恢复其去年受损的信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必须确保它也建立和维持科学家与记者之间的信任,而不是建立让两者在实践中难以更紧密地接触的障碍——无论它在原则上多么有意义。

David Dickson

科学与发展网络主任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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