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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生物多样性—贫困的关系展开更多的研究

只有政治家掌握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生物多样性是解决全球贫困的一种有效策略,他们才会采取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

明天(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但是全世界没能实现显著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率的目标的消息让已经规划的庆祝活动蒙上了阴影(见 生物多样性的领袖们对该问题未能引起各国政治领导人的重视感到痛心)。

这个2010年的目标是在2002年由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缔约方通过的,后来纳入到了千年发展目标(MDG)的到2015年确保环境可持续性的目标中。

今年晚些时候,政界和科学界的领导人在两场大型国际会议上将面临为何全球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举措没有更加成功——以及应该做些什么——的严厉质疑。

第一场会议是9月在纽约举行的千年发展目标评议峰会。在10月于日本的名古屋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峰会上,CBD的缔约方将达成一组新的目标——而且有望达成实现它们的更现实的策略。

没能制止生物多样性丧失并不能反映科学界缺乏承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科学家带头强调了人类活动可能对于我们的自然环境产生的破坏性的影响。

说服决策者

但是很难让这一信息与政界人士的优先事项协调一致。关键的挑战是让决策者相信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是朝着更广泛接受的消除全球贫困的政治目标迈出的关键一步。

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一些拥护者,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例如,他们指出,所有的社会发展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从清洁的空气和水到食物和可再生能源——而且对这些服务的任何破坏都会威胁赖以生存的社区。

但是迄今未这,这类“不言而喻”的论点没能说服政界人士采取行动。

我们需要的是更加坚实的证据,证明保护生物多样性会减少贫穷。决策者需要关于保护环境和促进贫穷社区的利益之间的直接联系的坚实科学证据。

已经有人开始提出证据。例如,本周我们报道了肯尼亚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限制捕鱼从而保护鱼类资源可以保护他们的经济生存能力(见 研究发现限制捕鱼带来更好的捕捞量)。

上个月国际环境发展研究所在伦敦召开的一场会议上呈现了更多的证据。一个亮点是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Craig Leisher的发言。他描述了来自同行评议研究的5种关键干预手段,这些研究证明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减少贫困,例如森林旅游业(见 研究聚焦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否能够够消除贫困)。

让情况复杂化的因素

但是来自此次伦敦会议的更广泛的信息——特别是来自IIED委托进行的三个“知识状态综述”的信息——是生物多样性和贫穷的关系方面在总体上缺乏健壮、科学的证据。

其中一个综述审视了生物多样性和贫穷的空间模式,认可了一种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即它们确实有重叠,但是该综述得出结论说,这取决于使用哪种关于生物多样性和贫穷的定义。

此外,空间相关性的存在并不会增加我们对于生物多样性和贫穷如何以及为什么重叠的根本理解。

另一项综述强调了缺乏关于穷人在什么程度上依赖于生物多样性的合理证据。综述的作者之一、来自剑桥大学的Bhaskar Vira指出了在资源的丰富性(诸如非伐木产品)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一个概念跳跃。“我们究竟记录的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性,或者仅仅是对基于资源的生计的依赖性?”

在许多情况下,准确地确定项目的自然保护组成部分在什么程度上成功地减少了贫困,避免夸大关于自然保护所起的作用,这也是很复杂的。

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很明显需要更多的研究,从而提供生物多样性和贫困之间的联系的坚实证据。

研究以及行动


为了调查这些联系,科学家将需要进行跨学科的有效合作。而且捐助者将需要优先重视把重点放在证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之间联系的研究项目上。

当然,总是存在一种危险,即对更多研究的要求可以成为与此同时政治不作为的一种借口。

但是缺少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减少贫穷的坚实证据,政治家根本不会接受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观念,或者在采取行动的时候,不论多么有意义,最终都会变得失去重点和没有效果。

这是需要把良好的政策建立在健全的科学证据的基础上的最清晰的例子,发现这样的证据必须作为未来主要的工作之一。

David Dickson,科学与发展网络主任
Sian Lewis,科学与发展网络约稿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