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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是重要的,而传播也是关键的

传播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为什么对于人们是重要的将有助于在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

去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失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简直就是上个月(1月)启动的国际生物多样性年的一个不能再糟糕的前奏。

由于气候变化,大规模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威胁——以及采取全球政治行动制止它的必要性——正在日益增长。

在今年1月由英国政府在伦敦组织的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会议上,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前任负责人Robert Watson警告说,对自然环境的损害正在接近一个“无法恢复的程度”,气候变化的辩论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这两个问题都面临着说服政治领导人和公众迫切采取行动的令人生畏的挑战。原因是复杂的。但是根本原因在于彻底改变我们使用自然资源的方式的需求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愿望之间的冲突。

解决方案同样是复杂的。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部分在于加强媒体传播这些领域的科学带来的信息的能力,从而准确地反映出情况的迫切性以及普通人的生活可能受到什么影响。

重新设定目标

传播这些信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迄今为止,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大部分努力都失败了。

很明显,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各国政府没能达到在2002年设定的“显著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率”的2010年目标。

这次伦敦会议和其他一些启动生物多样性年的会议的与会者坦率地承认,没能采取行动部分是由于传播的缺乏。科学界无法有效地把它的担忧传播给决策者——至少是没有让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主要关心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政治议程的足够优先的事项。

关于一组未来10年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新目标的讨论正在进行,而且有望在今年10月于日本名古屋举行的新一届CBD评议会议上通过。

这些新的目标不但要更加切实和具体,而且还必须伴随着高水平的传播策略。

失落的联系

这一策略必须解决目前方法的薄弱之处。例如,科学家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往往很抽象而且远离普通人的日常担忧。世界的物种流失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即便是“生物多样性”这个词本身也受到这种弱点的困扰,缺乏海平面上升等概念的实在性。一些媒体顾问甚至提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使用这个词——这对于那些试图用这个词建立一场全球运动的人们的前途不是很大。

太多的对生物多样性的媒体报道没能与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的问题建立联系。甚至是用于强调生命系统的相关性的“生命之网”的概念也没有直接解释为何我们应该担心遥远地方的昆虫或植物数量。

最后,有时候用来设法传达关键信息的世界末日般的语调可能进一步阻碍建设性的行动。在很多情况下,它会让那些无法把这些灾难性的情境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联系起来的人变得愤世嫉俗或者无动于衷。

气候变化活动人士在近几个月已经遇到了这种情况——他们试图在北半球遇到几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季的时候提出防止全球变暖的理由。

硬科学,令人信服的理由

形成一种避免这些陷阱的有效的传播策略很明显是正在为未来十年进行规划的生物多样性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而且如果科学家要解决这个挑战,他们必须首先让采取行动的科学理由更加坚实。最近被媒体报道的科学错误导致气候变化运动受到损害,这提醒我们,由于情况仍然很紧急,草率的科学推理可能造成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把这种科学证据嵌入到切实可行而又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中去。而这就意味着建立一种与社会优先事项——如工作、食物和卫生——的需求环境直接相关的公众话语。

这样一场对话的组成部分——诸如天然产品如何成为新药的潜在来源——已经存在了。但是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可行而有效的政治策略,从而扭转当前的趋势。

如果哥本哈根的失败能够起到唤醒生物多样性界的作用,那么它本身就是一项积极的成就。

David Dickson
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