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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门”的科学教训

被黑客窃取的气候科学家之间的邮件往来提供了一个展示科学是如何真正产生的机会——而不是对科学的“客观性”进行质疑。

科学史学家长久以来知道19世纪的Augustinian僧侣格里哥•孟德尔——他发现了遗传性状是如何遗传的——“伪造”了一些数据。他的试验方法并没有达到应有的严格程度,而且他没有发表那些并不像他期待的那样的试验结果。

这种启示表明科学并不完全像许多人愿意相信的那样。但是它们并没有让孟德尔的见解失效,相反,孟德尔的见解成为了现代遗传学的基石。

在英国东英格兰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电子邮件上个月遭到黑客窃取之后爆发的“气候门”的争吵也是如此。这些邮件提示一些大学研究人员可能在他们的出版物中挑选了他们喜爱的数据,从而支持关于气候变化严重性及其源于人类活动的论点。

负责评估气候变化科学的目前状态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所属的科学家迅速宣布这些电子邮件并没有破坏关于气候变化显著性的广泛共识。它们也不能让采取迫切行动的呼吁无效。

但是迄今为止这样的回应对于那些决心反对采取国际行动和改变生活方式以应对全球变暖的呼吁的人们的影响甚微。

现在有很强的理由去重新评估如何把科学展示给公众和决策者,从而应对这种反对。而且随着全世界的领导人本周在丹麦哥本哈根争论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问题,没有什么领域比这个领域更应该这样做。

在哥本哈根处于守势

让人并不感到吃惊的是,在这次会议上,气候门在公开和私下都是一个热门话题。

例如,IPCC的主席Rajendra Pachauri强调说,东英格兰大学科学家发表的广泛结果已经被全世界上万名独立的气候研究人员所证实。他强调说,不论这些电子邮件中讨论了什么“不科学的”观点或策略,最后发表的论文在发表前接受了严格的同行评议。

但是沙特阿拉伯——该国热衷于维持石油高消费而且长期反对针对气候变化的强有力的行动——的哥本哈根会议主要谈判代表Mohammad Al-Sabban声称,这些电子邮件清楚地表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这类反应让IPCC处于守势,它的官员谴责说,公开这些电子邮件是意图破坏该委员会信誉的非法行动。

科学的人性的一面

这些所谓的动机是可信的。这些邮件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不久被公开出来并不是巧合。那些做了这件事的人一定对于气候门支持了对达成采取坚实行动的反对意见的程度感到满意。

但是以这些电子邮件是非法获得的理由去驳斥这件事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即它们显示了科学比它通常所展示的形象更具有人的一面。

这些电子邮件显示了批评者的攻击让写这些邮件的科学家灰心丧气,而且就像孟德尔那样,他们渴望加强他们的结论的力量。几乎没有人会挑战一个观念,即许多科学家渴望凸显他们的发现,这些科学家的过错似乎是把它们用书面方式表达了出来。

为了获得公众信任,科学家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要求他们对于如何获得他们的结论更加公开。

然而,如果科学家更加透明,避免了不科学地操纵数据的指控,公众也必须理解科学是如何真正进行的——科学家Mike Hulme和Jerome Ravetz在近期BBC的评论中强调了这一点。

为这实现这一点,科学家必须在解释他们的处理方法和实践的时候更加呈现人性的一面,而不是躲在科学是完全客观的说法的后面。

把攻击变成机遇

气候门给IPCC上了代价惨重的一课。一味地强调让该委员会具有权威性的研究评估的表面客观性,这已经让它自己和它的结论在政治上容易受到攻击。如今,任何挑战IPCC所使用的研究的客观性的批评——无论这些研究多么少——都会损害该委员会的声誉。

例如,关于印度的冰川可能不像IPCC预测的那样迅速消失的报告也给了怀疑者捣乱的机会。

IPCC通过很好地利用传播渠道从而努力试图表现得在自己处理科学证据的时候很透明。例如,它在网上记录并回复了关于它在2007年发表的最新版评估报告的约30万条评论。但是这类透明度还不够,除非它准备好接受关于科学证据是如何建立的更准确的图景。

媒体也必须改善它们对于科学的理解和描述。它常常要求关于科学证据的非黑即白的图景,而不是一个建立在科学研究的社会属性上的更有细微差别的描述。这低估了科学过程的真正的健壮性,而且破坏了建立在来自它的科学结论上的政治决策的力量。

总而言之,气候门可能破坏那些寻求对气候变化采取迅速而强有力的行动的人们的事业。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它帮助政界人士、公众和媒体理解科学其实是如何工作的,它只会加强这个世界需要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

David Dickson
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