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nging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together through news and analysis

到了协作科学援助的时候了

协调“科学促进发展”的资助将让科学援助变得更有效,同时造福捐助者与受助者。

在过去的20年中,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发展援助。其结果是单独的项目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而这些项目之间常常没有加以协调。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坦桑尼亚仅在卫生领域就有1500多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有自己的监察机制,而且是由50个不同的组织资助的。

在2005年,由于认识到了这种互不联系的做法浪费时间和精力,经合组织(OECD)内部的援助机构致力于协调它们的援助策略。与此同时,它们鼓励受助方政府用更集中而一致的方式使用援助。

迄今为止,这份称为巴黎宣言的协议取得了利弊并存的成功。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受到瑞典等国援助的许多国家(包括坦桑尼亚)正在慢慢地更有效地利用发展援助,例如,把发展援助引入协调的国家规划当中。

如今援助机构需要致力于把这种方法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的科学,迄今为止贯彻巴黎宣言的举措基本没有在这方面开展。双方更大程度的协调将造福所有人。

双方的变革

这是本月初由撒哈拉以南非洲-欧盟科学技术合作协调与促进网络(CAAST-Net)在肯尼亚蒙巴萨组织的一个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浮现的一条清晰的信息。

此次会议讨论了增进非洲与欧洲科学家在欧盟资助的研究上的有效合作的方式。它强调说,如果要加强研究伙伴关系,就需要改善这两大洲的对话。

但是很显然,改善政策对话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双方的变革。

在欧洲,太多的“科学援助”是通过未经协调的双边协议提供的,有时候为外交政策目标做出的响应与对当地需求做出的响应一样多。

在非洲,科研团体和机构的活动过于频繁地反映了捐助机构的兴趣而非各国确定的优先事项。

缺少能力

双方的无组织可能破坏建立一种有力的国家科学政策的努力,如果要最有效地使用捐助资金,就需要这种科学政策。

当然,许多其他因素也削弱了非洲各国政府试图建立强有力的国家科学政策的尝试。

例如,许多非洲国家面临科研能力低的问题——这是大学和研究机构长期得不到足够的资助的结果。而蒙巴萨研讨会强调说,同样重要的是,它们也常常面临在政治和制度层面上有效地管理科研的问题。

例如,几位与会者抱怨说,关于增加科学开支的政治承诺没有反映在国立科研项目上,这部分是由于缺乏兑现承诺的政治机制。

其他许多与会者提出,大学和科研机构缺乏科研管理的技巧和训练是一个关键的弱点。

人们正在着手在某种程度上改善这些领域。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支持的非洲科学技术部长理事会(AMCOST)正在推广促进国家科学政策的举措。而非洲联盟(AMCOST向其负责)在科研管理领域的兴趣越来越高。

但是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而捐助者和受助者做出使用巴黎宣言的方法改善各个层次上的科学援助管理的政治承诺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官僚主义增加?

也有一些潜在的障碍。更多的协调不可避免意味着科学家和捐助者面临在联系受助国政府方面的更多的官僚主义。一位关心坦桑尼亚援助政策实施的外国外交人士说,即便分配援助变得更有效率,花在与政府官员开会上的时间仍然是迄今最多的。

此外,在捐助国内部,对于放弃双边项目的灵活性而转向更多边的方式也存在抵触。每个国家都倾向于拥有自己的定义援助有效性以及它最喜欢的研究伙伴(常常是出于历史原因)的方式。

可以理解,已经从这些“特别伙伴关系”中受益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也将不愿意放弃这种关系。

而建立一个国家体系,既把反映国家需求的研究作为优先事项,又强化研究成果及其实施的联系,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任务。

但是应该把它们视为挑战而非障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接受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观念的时候,关于如何更有效地管理科学援助的广泛的政治一致意见肯定是一件好事。

David Dickson
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