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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政策的证据的诅咒

记者和科学家们必须提高警惕,提防那些选择科学从而使他们预先设定和受到政治趋势的政策合法化的决策者。

在上个月的世界科学记者大会的最终会议上,英国的首席科学顾问John Beddington爵士做出了一项揭露真相的坦白。

他讲述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如果一位著名的科学记者要求他就一项与他的建议相反的政府决策做出评论的时候,他会怎么做。他的回答是他会避开这个问题,因此也就避免了他的回答可能带来的任何尴尬。

Beddington的反应强调了甚至被认为是中立的科学顾问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例如,他的前任承认了受到压力而撤回了一个不谨慎的公开评论,即农业研究的公共资助的削减是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英国牛的疾病传播的原因之一。

但是Beddington的坦白也凸显了一个对于科学家和其他人(包括有经验的公务员)的不断增长的担忧,即促进基于证据的政策的值得赞扬的举措有时候被政界人士寻求“基于政策的证据”——那些可以用来为具有政治动机的行动进行辩护的研究——的行为破坏了。

坏科学带来坏选择

基于证据的政策的价值很明显。可靠的科学发现——诸如把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的发现,或者动物如何与疾病暴发有联系——可以令人信服地表明需要立刻采取行动。

相反,用于做出社会选择的坏科学不可避免地带来坏的决定。20世纪30年代的“优生学”运动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种情况。最近一些科学家声称艾滋病不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导致的,这种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南非前总统就接受了这一主张。

在发展中国家改善科学传播技能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帮助向决策者提供科学信息的人们确保信息是可靠的(例如,信息经过了适当的同行评议),无论这种信息是直接的科学建议还是间接地来自媒体,这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科学记者和其他传播者也必须对一种相反的情况提高警惕,即政界人士选择性地引用甚至资助用于支持预先确定的行动的研究。

英国国会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它警告各位大臣“肯定不应该寻求选择性地挑选支持已经得到通过的政策的证据,甚至也不能委托进行研究,从而为政策制造理由,即所谓的‘基于政策的证据制造’”(见 科学建议、风险和基于证据的决策[1.5MB])。

请更加保持怀疑主义

记者长期以来对于那些当涉及到经济利益就可能出现问题的事情保持警惕。例如,遇到了工业界资助的研究做出了认为有争议产品(不论是香烟还是婴儿食品)是安全的主张,就会自动产生怀疑。

我们必须用同样的怀疑主义对待那些可能主要使用科学去为他们的行动进行辩护的政界人士——特别是当所引用的研究受到了行动受到批评的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资助的时候。

而且我们还必须在政界人士推出一位友善的科学家——或许是一位大学生——从而支持处于这位科学家的专业知识或技能领域之外的行动。尊重“教授”头衔中的权威性并不意味着自动地听从,也不能让记者和其他人免于质疑这些科学家听上去很权威的话是不是建立在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的。

悲哀的是,言听计从似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比发达国家更加强烈,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需要仔细审查科学家的专家技能。

联合的责任

科学家有责任帮助确保只使用健全的科学去为决策提供信息。例如,科学界的职责之一是监视政府的声明,并且在它们不正确地引用了科学研究的时候进行私下和公开的投诉。

记者也分担了这种责任,但是他们需要科学家的帮助。由于记者经常缺乏技术知识而且不熟悉科学家做出这类判断的程序,记者可能觉得把适当的和不适当的科学区分开来是一个挑战。

但是记者能做的是让公众关注,从而让民主程序可以采取正确的行动。

所有的科学记者都应该警惕基于政策的证据的危险。事实上,所有的科学传播专业人士都应该警惕这种危险,而且准备好揭露它。

David Dickson
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