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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重新思考知识产权问题了?

跟许多人宣称的不同,科学知识的专利可能没有用处或者价值。

全球经济崩溃的速度正在促使人们广泛意识到在过去二十年的经济扩张之下的许多信念需要加以认真的质疑,特别是那些涉及到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信念。

但是迄今为止,重新评估保护知识产权的价值——特别是评估一种主张,即科学技术专利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需求几乎没有得到重视。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技术创新需要某种形式的专利保护才能成功。如果没有保护,就没有人可能向开发创新投资,因为只要产品公开,其他人立刻就能以零成本复制。

但是正如这场经济危机可以归结于政府过于紧密地遵从银行家和投机者的决定,相信用强有力的科学专利促进社会发展也存在同样的危险。

获利的权利?

例如,想想围绕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拜杜法案》的气氛——该法案首次让美国大学可以拥有政府资助的研究的专利。

人们广泛认为这帮助了美国经济在之后20年中的爆发式增长,让许多大学——以及为这些大学工作的科学家们——在这个过程中变得富有。那些对科学的商业价值的兴趣胜过社会价值兴趣的人们积极地倡导这种观点。

例如,这种信念导致南非引入了类似的立法。最近印度也采取了这种措施,该国政府受到了制药和生物技术产业的敦促,正在直接根据《拜杜法案》方式提出更严格的专利立法,也就是让私人主体可以更容易地“拥有”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

然而几乎没有实际证据表明《拜杜法案》在美国产生了人们声称的效果,更不用说也没有证据表明它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见 “印度专利法:让我们不要太着急”)。例如,批评家指出美国大学只有5%的收入来自发明授权。

反合作

相反,广泛存在轶事式的证据表明该法案导致了许多科研人员的一种心态,即他们的知识代表着一种可能的金矿,不能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即那些在其他大学工作的人)分享——至少是在它受到专利申请保护之前不能分享。

同样地,该法案已经导致了大量关于基础科学知识的“上游”专利,一些评论家将其描述为导致了几乎难以进入的“专利灌木丛”,阻碍了小规模发明者推销他们的产品。例如,限制性的软件专利限制了信息技术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和商业化。

正如一组学术界人士近来宣称的,当前发展中国家进行类似立法的推动力“受到了关于该法案对美国经济影响的夸张和误导性的主张的刺激,这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所期待的东西远远多于它们可能得到的。”(见 “'《拜杜法案》对发展中国家有益吗?来自美国经验的教训”)

我们经历过这种情况。随着风险投资家寻找其他投资机会,20世纪90年代末信息技术公司的.com热潮伴随着类似的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价值的暂时急速上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公司的唯一资产就是某些关键基因序列数据的专利前景。

当.com的泡沫破裂,生物技术公司的价值也崩溃了,让许多投资者损失惨重。他们的错误与其说是由于投资生物技术股票的决策,还不如说是由于对科学专利价值过于相信。

根本性的创新

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以采取其他方法。例如,它们可以把专利立法的重点放在真正的技术创新上,而让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可以公开获取,并通过其它机制奖励提出了有社会价值的发明的科研人员,例如发放奖金。

更为根本地,政府可以推广“开放创新”,即鼓励一大批个人攻关技术突破。例如,有人已经在印度提出这种方法用于设计新的结核病疗法。

现在是进行根本性思考的时候了。我们需要新型的创新策略从而满足未来的经济和社会挑战,而且还要避免重复近来的错误。

保护知识产权将有理由成为这类新策略的一部分。但是科学只有保持尽可能的开放才能有效对此做出贡献。复制《拜杜法案》之路,并把期望仅仅建立在科学的商业价值之上,不是可行的道路。

David Dickson
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