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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被忽视的优先事项

政府和捐助方必须找到应对非传染病疾病增加的方法,这可能意味着需要重新评估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优先事项。

和生活中的许多时候一样,在全球卫生问题上,有时候感觉可能比现实更具影响力。例如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传染病的研究和治疗得到了过分的关注,但是更多的人是被癌症或心血管疾病杀死的。

传染病仍然在发展中国家猛烈地流行。但是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来自慢性病的新的和不断增长的威胁。预计在未来的数年中癌症和糖尿病等疾病将迅速增加。然而,全球卫生界对于这个挑战仍然关注甚少。

造成这种不作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这些疾病仍然被认为是富国的老年人的疾病——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整体上发展中国家的负担最重。如果发展中国家想要在对抗慢性病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国际社会需要改变对这些疾病的看法。

例如,仅仅癌症这一种疾病每年导致的死亡就超过了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的总和。然而世界卫生组织在慢性病(不包括心理卫生)上的开支只有每人0.5美元,相比之下在主要传染病上的开支是每人7.5美元。

类似地,盖茨基金会和其他大的捐助方(例如威康基金会)明显缺乏对慢性病项目的大的投资。

越来越多的证据,很少的行动

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人们对于慢性病对穷国的影响程度知之甚少。但是从那以后,全世界的科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程度以及让这些疾病越来越流行的风险因素有了更多的了解。

那么为什么缺乏行动?这部分是由于富国和捐助机构声称他们不捐助资源是因为穷国没有把慢性病视为优先事项。同时,发展中国家也没有申请资助,因为它们认为这样就更有机会获得用于研究和治疗传染病的资金。双方必须努力摆脱这种僵局。

对于发展中国家一方,关于慢性病的政策和研究项目的缺乏来自两个原因。一个是许多决策者缺乏坚实的证据基础。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正在收集全球数据,几乎没有国内项目用于整理当地趋势及其背景的数据。

第二个原因是,在许多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认为慢性病的风险因素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在他们看来,这让预防(以及一些治疗措施)超越了他们的权限。

但是这是虚伪的。我们吸烟或吃汉堡包的决定受到了它们的制造商对我们狂轰滥炸的信息的强烈影响。而这些产业是国家收入的巨大来源,因此政府也并非中立的一方。

他们明显有责任帮助个人减少吸烟或饮酒。如果一个政府允许烟草、酒精和加工食品的广告和广泛销售,那么它当然也应该帮助控制或抑制上瘾导致的过度使用。

公共卫生研究的课程也需要改进,以确保在发展中国家防控疾病的下一代科学家让他们的研究优先级和基本需求相协调。

大多数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研究仍然把重点放在传染病上。但是(对慢性病的研究)也有了一些进展。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Fogarty国际中心刚刚启动了一个每年150万美元的资助项目,在诸如中风、肺病和癌症等领域建设研究能力。

然而,在总体上,除了诸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这样的最大型的学校,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公共卫生研究需求仍然把重点主要放在了传染病上。

需要领导能力

上月于阿尔及尔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非洲部长级会议着重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必须带头,向全球捐助方陈述它们的卫生研究优先事项(参见 把卫生研究的言语转化为行动恰逢其时)。但是没有直接讨论这些优先事项究竟应该是什么。

阿尔及尔会议为11月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举行的一个更大型的部长级会议做了准备。重要的是巴马科会议明确地把慢性病摆上议程,并强调它们对于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的重要性。

除了纯粹的人道主义理由,还有其他的几个应对慢性病的理由。例如,慢性病不仅仅影响老年人,如果不解决这个不断增加的问题,穷国的发展将受到灾难性的影响。仅仅在2000年,印度的3564岁人群就因为心血管疾病而失去了920万生产年。

此外,如果那些从致命的艾滋病和结核病感染中幸存下来的人们继续早死于心脏病或者癌症,我们将面临所有这些防控艾滋病和结核病的进程遭到破坏的风险。

在全球范围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大量关于慢性病的研究。但是尽管其中一些研究可以适用于更贫穷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不同的挑战。

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人群与在世界上主要的心血管疾病试验中所研究的人群有不同的民族特征,而癌症更容易由病毒引发。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它们自己的研究和试验,从而找到与当地相关的解决方案。

根本的变革

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系统通常没有为管理慢性病做好准备。需要对卫生系统的设计和卫生保健工作者的培训做出根本的变革。和西方国家分享关于如何处理长久以来在其国家流行的疾病的知识将造福这个过程。

一方面,治疗是复杂的。疟疾或者艾滋病可以用药物治疗。相比之下,治疗癌症可能需要昂贵的放射性疗法,而患有慢性病的人们经常也需要更多的姑息护理,这或许是由于他们无法在本国获得所需的治疗。

这种复杂性增加了开支,而各国也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找到用于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药物的资金已经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任务。这种资助可能是捐助方和受赠方之间一次性的协议。各国如何能要求为可能延续终生的治疗提供援助?

应对慢性病需要捐助方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共同参与。双方都需要意识到实现与卫生有关的千年发展目标——诸如改善孕妇和儿童死亡率——无法通过把重点仅仅放在传染病上实现,而是同样需要致力于应对慢性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