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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灾害反应中汲取教训

一个国家处理重大灾难事故的作用表现了该国对其人民需要的敏感程度。这特别依赖于该国对人民需要了解事前事后信息的反应能力。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对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中任意捏造的信息充满了怨恨。有关当局在超过了24小时之后才公开承认了这一事故,而且缺乏灾后撤离的策略,这导致增加了灾难中受害人数的增加。

在处理灾难以及发布有关预防和安定民心的信息方面,近日缅甸的Nargis飓风以及中国四川省地震的影响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这两场灾难中的任意一起都引发了如何把科学知识整合进灾难规划的问题,失误的代价则是成千上万条生命。每一起灾难都凸现,如果我们要让重大的灾难造成的影响尽可能小,如果政府官员要忠于职守,那么都需要精确地传递信息。

最清醒的一课

缅甸的这一例子中,很多失败之处格外明显。

第一个失败之处是没有重视,与日俱增的破坏红树林会显著增加沿海地区人口遭受灾害性攻击这种普遍情况。

这个因素在200412月印度洋海啸中已敲响了警钟,也得到了包括孟加拉国等其他国家所认可。然而缅甸当局似乎对红树林保护没有足够的重视。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说,伊洛瓦底三角洲——这个国家最大的红树林地,也就是受到Nargis袭击的地区——自1975年以来有一半的红树林不见了。(详见 联合国:红树林的消失“加剧”了缅甸飓风危害)

其次,该国缺乏进行广泛传播的基础设施——甚至是进行传播的政治意愿——这种基础设施用以确保灾难即将降临的地区能够得到消息,这些地方是最需要的。

飓风来临的警告是由该国气象部门发布的。然而并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把这些警告快速传播到那些有危险的人们,缺乏保护措施就意味着即使人们知道也是无济于事。

广为称赞

中国的情况大为不同。中国政府得到了广泛的称赞,这是因为它迅速承认这次灾难的规模,并让国际社会详细了解其营救措施由于其反应迅速因而。

地震专家们面对当地记者们提出的各种质疑能够放开自己的意愿反映出了这种新的态度。过去,他们会坚持所有的此类问题应服从政府官员的说法。正巧的是,一项有关公众获取信息的新法规于51正式生效,这就要求他们有与以往不同的表现了。然而就是在中国,重大的问题已经出现了。

举例来说,这些科学家们在紧急情况下是能够接近的,然而并不能保证他们在非紧急时期还会这样。除了他们想面对媒体的意愿之外,科研机构必须培养以快速可理解的方式发布信息的能力。同时,部分媒体依据毫无根据的对余震谣传的报道,也要求加强培养科学记者,让之能自我判断何时该相信貌似科学的陈述。

同样重要的是,需要对那么多的学校坍塌的原因进行调查性新闻报道,特别是那些学校周围建筑未倒的情况。在许多案例中,这些问题表现出不是由于对科学技术上的知识缺乏,而是由于使用信息的不正确。

巨大的压力

不断增加的公开信息并不是没有代价。苏维埃政府在切尔诺贝利灾难中公开的信息越多,就会导致人们更多批判其在保护人民方面的失败。

毋庸置疑,这种担心在缅甸灾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国播放的电视节目中该国总理探望一些草草扎起的帐篷中的幸存者的景象——所有人看起来特别营养充足的样子——这与飓风发生后差不多三周的浮尸遍野和快要饿死的儿童的影像相比,更加不容易激发内部批评。

就长期而言,特别是在一个全球电子通讯时期,企图采取严厉的限制手段覆盖灾难,这不可避免的会适得其反。因为人们知道的事实情况越多,他们对那些告诉他们情况并非如此的人的信心就越少。

针对未来飓风或地震,为人民提供他们保护自身所需要的信息对科学传播者来说至关重要。认清阻碍这些信息得到传播的政治的或其他障碍可能会更重要。

David Dickson

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主任

Jia Hepeng

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中国区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