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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协作:需要更好的相互理解

要成功实施有效的南南科研协作需要更好的理解最好的运作方式及其原因。

尽管许多科学家坚信理论先行,在科技创新领域实践应用还是经常走到理论的前面。发明飞机就是一个例子。只有在莱特兄弟掌握了飞行后,航空学才发展起来,为技术带来显著的改进和提高。

南南科研合作的情况也是这样。协作实践经常走到了概念(或者理论)框架前面。除了有限的几个例外(包括一个对南南国家促进发展的协作进行的一项调研,发表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0年的一期《发展中国家协作》杂志上),人们通常对束缚这一观念的增长的基本问题和挑战缺乏系统的思考和深刻的理解。

有几个问题值得仔细研究:

是什么驱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机构和科学家个人彼此在科技发展上协作呢?

什么体制设计能发挥作用(哪些不行)?

什么样的题材特别适合协作研究?

从事南南科研协作最好使用双边还是多边框架?

可以应用什么样的政策来促进南南合作的计划呢?

政策框架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会构成一个广泛的框架来指导南南科研协作。这样的框架将会把所有的困惑无缝衔接。然而,目前缺乏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这还算不上一个彻底的瓶颈,它也可能是一个显著的束缚因素,即使南南研究协作可能随着时间而成熟。

我们迫切地需要开发一种广泛的框架,既在双边也在多边情境中思考和实施南南合作。它将利用各种各样的经验来解决上面提出的主要问题。

这样的框架将会利用有关国际最佳实践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仅可以从现有的南南研究计划中获取,也来可以自北北协作以及南北协作。这会有助于发展出最好的工具包来确保南南协作有效运转。

一个全面的框架也会鼓励为南南科研协作建立基于证据的决策体制。它将鉴定出有效的政策杠杆、项目、制度的的干预措施来让政策辩论知情,这样就会有助于设计出能实现承诺的南南协作。

了解那些驱动科学家的动机将会是这样的基于证据的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有助于设计鼓励科学家们在各种不同的协作项目下进行工作的激励措施。

这样的框架也会利用一般的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来开发出多边科学协作的可行措施。它需要避免产生彼此冲突的政治和国家利益,还要利用南南协作各国科学能力的相似性和互补性,也要克服管理和法律方面的差异。

基于证据的基础

这个框架自身以及实现这样一个框架的过程将会以三种方式促进南南研究协作。

第一,它将让这个领域避免模糊的、架构不良和未经检验的“试验”,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于证据的基础。南南协作可以建立在采纳卓越研究中心的模式的基础之上,或通过复制国际合作协议的模式、建立类似于的里雅斯特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该中心资助了大量科研奖学金)的研究机构,或者通过采纳上述方式的混合。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那种专注的、基于证据的决策模式都最有可能成功。

第二,创建和实现这种框架的过程其自身就会增加促进其实施的政治共识。国际科学协作要求参与国最高层的政治意愿。它必须得到投入资源的严肃承诺的充分支持。只有实际投入资金,决策者们才能确保南南研究协作不仅仅政治口号,这种口号在纸面上好看,却带不来多少持续的价值。

第三,一种广泛的、多边的南南科研合作的途径将提供共同的立法和制度框架的基础。这可以让科研机构从官僚主义中解放出来,否则这种官僚主义可能会限制国际协作。

将南南科技协作置于多边的而不是双边的框架将会创建一个平等的竞技场,让各国以合适的方式参与,并确保大的参与者不会为了短期政治收益而剥削小的参与者。

要获得灵感,我们可以看一看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贝-多法案(Bayh-Dole Act)。这个法案提供了大学与产业界协作和技术商业化的框架。这种框架消除了制度化的瓶颈,显著增加了美国学术机构的技术许可和协作。

倘若妥善设计和实施南南科研协作的框架,它将具有类似的激励性效果,为这种重要的组织科学活动的方式提供能量与自主的力量。

Athar Osama在美国加州圣莫尼卡的帕蒂兰德研究生院获得了科学和创新政策博士学位。他是英国ANGLE plc公司的高级顾问。他还是Muslim-Science.com网站的创立者,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