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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须从根整治科学欺诈

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监督学术不端行为的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不仅应该注意到个人的行为,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科学运作的方式。

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50年代中期这大约25年时间里,苏联的生物学主要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这个人就是农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李森科在创造农业奇迹方面看起来很成功,例如,他让作物能在远低于其正常环境温度下生长。这样的成功让他获得了民族英雄的地位以及广泛的权力。但是他的实验缺乏真正的科学基础,而且他用自己的权力让批评者沉默。这两点让苏联的遗传学研究停滞多年。

最近出现在中国的一系列科学欺诈事件似乎类似于李森科的故事。没人认为中国的情况几乎和苏联李森科时代一样糟糕。事实上,上周中国教育部宣布要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监督学术欺诈和剽窃行为,这一举动表明,中国有关部门正在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委员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即与李森科事件一样,许多中国的科学欺诈行为看起来来源于一些已经成为中国科学体系组成部分的固有压力。如果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从报酬制度到监督机制——不得到恰当修正,这些欺骗行为不大可能会消失。

报酬的压力?

例如,让我们来看一看报酬制度。在李森科事件中,很清楚的是,他的部分动机是对权力的渴望。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在感恩戴德的俄国人民的支持下——提供了这样的权力,把它作为表面上解决该国粮食问题的一种报偿。尽管李森科事实上缺乏任何传统的科学资历,他还是被放在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的位置上,并且接受了防止苏联科学家散播“有害”观点的任务。

与之相比,中国的问题似乎是部分基于学术成功能够带来的重大的经济、而非政治回报上。5月早些时候,上海交通大学的陈进所声称的开发了一种全新芯片的主张,被发现是一个十足的骗局。他从美国返回中国时,获得了一大笔钱,然后又得到了大笔资助来继续他的工作。

除了金钱外,成功的科学成果也会提高科学家的职业地位,以及他们在学术圈中的权力,这也是渴望成功的重要动机。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中国科学家经常比他们那些从事不太知名研究的同事多赚几倍钱。

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奖励拥有卓越论文纪录的科学家的国家。在全世界范围里,论文纪录是一种衡量学术成就的方法。但是没有几个国家向中国一样充满热情的追求它,中国全力以赴,以一种让任何西方国家都难以想象的速度增加科学生产力。

一位生物化学家出身的专栏作家方舟子运行着新语丝网站,他发现,当科学家们努力追逐自己设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时,他们在许多伦理问题上抄了近路。新语丝网站已经发现了500余起中国的科学不端行为(参见揭穿骗局:中国的“科学警察”在行动)。

内部权力结构

当一切运作良好时,按照成果给予报酬是促进高质量科学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是必须有一种机制来确保这些成果像科学家说的一样坚实。这也就是科学欺诈问题的第二个层次,即如何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监督机制来确保科学的质量。

在最近几个月,一种经常听得到的抱怨是,科学家们不敢批评他们怀疑有不端行为的同事,因为这意味着向那些已经宣布结果有效的个人和机构发起挑战。那些被怀疑的人也会向那些潜在的指控者挥舞权力的大棒,或者掌管着为后者及其单位分配经费。

例如,5月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一篇文章引述了一位中国科学家的话,后者抱怨说期刊的编辑经常是因为资历而不是能力而获得任用。

雪上加霜的是,在中国,官员们经常在决定新项目资助或者继续资助某项目、或者决定一个项目是否已经实现目标方面有最大的发言权。已经有人指控说有些官员被贿赂。此外,官员们通常没有资格做出学术判断。对于他们而言,通过论文数量和发表论文的媒体更容易评价一项研究,而不是看这项研究真正的学术重要性。

在期刊编辑和做出资助的行政官员都属于同一个紧密的权力共同体这种情况下,他们彼此都不愿意质疑对方的判断,在受到挑战时,双方经常会结成盟友来捍卫他们的权力和权威。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那些指控学术腐败的人或者是匿名进行,或者年近退休。

在李森科事件中,他通过把自己的批评者解职甚至枪毙来确保他们沉默。幸运的是,在中国还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但是有人担心,科学界内部的一种威权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总是会阻碍内部的批评,并尽可能阻止监督的进行。

科学行为的规范

当李森科在苏联的权力冉冉上升之时,一位美国科学史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了他认为应该成为科学界行为规范的内容。它们包括:(1)普遍性(指科学观点应该是普遍有效的);(2)公有性(指科学界的利益应该优先于个体科学家的利益);(3)无私利性(或者称之为客观性);(4)有组织的怀疑主义。

在国际科学界,大家普遍同意,尽管这些规范有些理想化,它们都是让科学更加健壮和可信的合理的行为模式指南,。

当它们没有被遵循时,随之出现的科学就是不合标准的。近年来,仅仅在美国也有许多不遵循这些规范的例子。在中国,最近科技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被调查的180名博士研究生中,有60%承认抄袭过别人的研究成果。

这类不端行为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这些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和期望的科学发现将是虚假的,因此也就不能为所期望的技术创新提供基础。现在几乎没有人会相信,韩国有机会在干细胞研究中成为世界领导者,因为黄禹锡那些令人鼓舞的研究结果多是伪造的。(参见干细胞研究必须保持秩序

被孤立的风险

一个相关问题是,中国科学家可能会发现他们越来越被国际科学界孤立。没有人会用自己的科学声誉冒险,去和那些研究方法不能被他们相信的科学家合作。已经有迹象表明,一些与中国的科研中心有合作协议的外国大学正在密切关注这些研究进行的条件,以及相关人员的学术纪录。

中国需要采取坚决的措施来表明,伪造成果在科学上没有容身之地,它们只会损害整个科学事业,以及那些支持和声称要监督它的人们的声誉。这也就是120名知名的海外华人科学家发出的一封公开信要传达的信息。这些人大部分在美国的大学中工作,他们的这封信提交给了中国的科技部长、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和其他中国官员。(参见中国“必须对越来越多的科学欺诈指控采取行动”

这封信要求建立处理科学不端行为的正式机制,这一点完全正确。现在,局面已经变得混乱,需要持续惩罚那些犯错的人,也要对无辜者给与适当保护。这样才能确保公开信签名者们所描述的那种“公平、公开和正式的机制”来处理对科学不端和对其它与科研诚实性相关问题的指控。

但是,灌输好的行为,需要的不仅仅是强化监督作用。同样重要的是,需要确保中国科学的体系能鼓励诚实的行为。由于阻碍这一点的许多因素都根深蒂固,中国新建立的这个委员会手头有一项主要的任务,那就是要产生长效的成果。

David Dickson是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的负责人

Jia Hepeng 是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的中国协调员

 链接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文章